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一面镜子”。关于中共党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这些关于历史特别是党史功能的形象表达,生动诠释了历史尤其是党史的教育和启迪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讲述过许多感人至深的党史故事,感悟其中蕴含的智慧和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关心安徽的建设和发展,从1953年到1965年,先后六次来到安徽,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指导工作,为安徽各项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江淮大地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在安徽历史上书写下光彩夺目的篇章。今天,我们重走伟人足迹,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以表达我们的崇高敬意。 1953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亲临安徽 1953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亲临安徽,夜宿安庆港,途经芜
三战四平 1947年夏,东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北民主联军由初入东北的10万人发展到46万人,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为继续扩大战果,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6月上旬决定,抓住国民党援军尚未到达东北的有利时机,发动夏季攻势第二阶段作战,进攻孤立于中长铁路中段的四平城。 四平位于长春、沈阳之间,在中长铁路与郑(家屯)梅(河口)铁路之交会点上,是东北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东北民主联军如能占领此地,
杨至成,1903年出生于贵州省三穗县的一个侗族家庭,是贵州省唯一一名开国上将,他是解放军后勤工作主要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曾称赞其为“红军大管家”。 红军岁月,与后勤补给结下缘分 1926年春,杨至成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经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杨至成先后参加了北伐、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并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中负责后勤保障,与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
1946年5月3日,中共代表团为配合国共谈判随同国民党政府从重庆移至南京,并在梅园新村设立了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内部成立中共中央南京局。根据形势需要,1946年6月22日,中共代表团在自己租来的上海马斯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设立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其内部设立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简称“上海工委”),直属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委属秘密组织,与上海的党组织无直接关系,下辖《新华日报》上海办
毛泽东在全民族抗日战争初期所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而在鄂豫皖苏区,由于红四军军长旷继勋的正确领导,在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过程中,就较好地推动红军主力部队实现了军事战略的转变,特别是旷继勋在1931年3月指挥的双桥镇战斗,不仅是鄂豫皖红四军成立后的首次大捷,也是红军第一次军
安徽淮北与上海“人缘相亲”。其中,1972年3月,上海市闸北医院职工115人,连同部分设备整建制内迁淮北,与淮北市人民医院合并,成为两地“人缘相亲”的一段重要历史见证。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历史日渐湮灭,其过程亦不为人所知。中共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通过到上海静安区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走访相关当事人等方式,把这一历史的来龙去脉梳理出来,以期为加强两地医疗卫生工作交流、促进淮北融入长三角提供历史借
吴振鹏(1906—1933年),别号翔云、静生,笔名季冰,安徽安庆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九江地委书记、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团中央委员及中央局成员、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等职,长期投身于党的青年工作,是青年运动的先驱。在安徽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吴振鹏就参与领导了安庆各校5000多名学生举行的反对曹锟贿选、声讨“猪仔议员”的游行示威。五卅惨案后,他又与薛
阮啸仙是中共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举止温文尔雅,戴一副近视眼镜,俨然一介“文官”。然而,阮啸仙在短暂而壮丽的人生中,驰骋大江南北,也曾多次亲赴战场一线,以他的果敢与智慧,留下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创立广东农团军,支持花县组建农民武装 早在读书时代,阮啸仙就提出了“学术也,商业也,军械也,三者强国之本也”的观点。1922年3月,阮啸仙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组织社会主义的军队——赤卫军”,
20世纪30年代初,地处皖南山区的祁门县来了一位青年人,他长相俊秀,戴着金丝眼镜,头戴礼帽,身穿长衫,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气质。来后不久,这个年轻人就以教私塾的名义开始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行走于广大的贫苦农民中间,后又出入于国民党祁城驻军和县商团之间,传播革命的火种。他在祁门这块土地上演绎了一段传奇故事,他就是首任中共祁门县委书记——刘仲希。 追随先生,投身革命 刘仲希,生于1910年农历
1942年,由于旱灾和日军的封锁“扫荡”,晋察冀边区军民进入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将树叶作为口粮。而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签发了这样一道“树叶训令”,内容是禁止部队采摘村庄附近的树叶,将树叶留给群众,“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 “树叶训令”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在革命战争年代,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对百姓的无比关爱之情,彰显出人民军队铁一般的纪律意识,小
“特种作战”是一个现代战争学概念,是指对士兵进行特殊编组、特别训练,配以特种装备,为实现特定战争目标而采取的特殊作战方式和手段。其实,我军“特种作战”的基因,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酝酿、萌发。鄂豫皖苏区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在开辟、巩固和坚持大别山斗争过程中,红军游击队对敌频繁作战,其中不少战斗就有着“特种作战”的影子。下面,就让我们回眸漫漫征程,回顾经典战例,共同见证“特种作战”的巨大威力,
不久前,笔者有幸见到了回家乡安徽六安扫墓的西沙海战参战老兵——80岁的王洪涛老人。交谈中,追忆那段早已融入血脉、刻骨铭心的战斗经历时,老人精神抖擞、豪情满怀,还哼唱起歌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随着他的生动讲述,时光好像瞬间回到了那片战火纷飞的海域。 王洪涛,西沙海战时在南海舰队猎潜艇73大队271艇任机电长。他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王成旭1930年加入红二十五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参加过鄂豫皖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