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足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从“十四五”向“十五五”时期迈进的关键节点,回顾经验历程并摩画治理蓝图,对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十四五”期间,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为主线,有序推进了顶层设计、健康支撑、友好社会建设等领域的完善升级,但仍面临结构性错配、服务连续性缺口等关键约束。展望“十五五”,应以高质量发展为中心、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为目标、以深化改革为路径,从保重点向保基本转变、从补供给向补需求转变、从有所养向有所为转变、从增量扩张向存量盘活转变、从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从养老向银发经济转变,通过制度经验的积累与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转向,建设适配长寿社会的动态自洽工程,推动养老服务成为行稳致远的国家能力。
摘要:全球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通过多渠道冲击经济增长,人工智能能否、如何及在何种条件下有效补偿老龄化的经济抑制效应仍不明确。研究构建了一个内含“技术补偿—制度适配—文化调适”机制的整合分析框架,利用2000—2022年2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对老龄化存在显著的非线性补偿效应,且存在一个约为 7.2% 的渗透率临界阈值;当人工智能渗透率低于该阈值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占主导,而一旦渗透率超越该阈值,技术补偿效应将主导经济增长逻辑,使得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由负转正。第二,制度环境与文化因素对技术补偿效能具有系统性调节作用,政策响应强度越高、文化包容性越强,人工智能技术对老龄化抑制效应的补偿作用就越大,能使补偿弹性提升约 30% 一 50% 。第三,技术补偿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因其更强的政策执行力与社会共识,其补偿效应显著强于福利依赖型经济体;同时,在人工智能高关联行业主要通过技能增强路径实现强补偿,而在自动化制造业则通过劳动替代路径实现部分补偿。研究为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一制度一文化”三元协同治理应对人口结构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精准的政策路径。
摘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揭示中国男女两性初婚年龄出现明显的加速推迟趋势,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被主要归因于经济社会结构性因素。文章提出婚姻挤压假说,认为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引发的婚姻挤压可能是导致近十余年来初婚年龄加速推迟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婚姻三要素理论,将可获得性、可取性和可行性作为分析框架,以解释婚姻挤压对男女初婚行为的作用机制。分析显示,1990—2020年间,中国婚姻市场的性别比例与平均初婚年龄变化呈现一定的关联,婚姻挤压程度上升与初婚年龄推迟存在显著关系。婚姻挤压导致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均推迟,但对两者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男性作为“过剩方”,主要受到潜在配偶可获得性下降的直接效应以及婚姻经济负担增加、婚姻可行性降低的间接效应影响,从而延迟初婚,体现为客观失配效应;与之相对,女性作为“稀缺方”,初婚推迟主要源于婚姻可取性下降,即对潜在配偶吸引力和婚姻价值的评估更为谨慎,尤其高学历女性在婚姻挤压下更倾向于延迟初婚,以寻求更高匹配度的配偶或更优婚姻条件,表现为主观意愿效应。整体来看,婚姻挤压通过性别差异明显的机制影响初婚行为。这一机制不仅为解释近十余年来中国初婚年龄加速推迟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婚姻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
摘要:现金补贴政策的发展完善需要明确的政策设计依据。为回答“应该补贴多少钱,以什么方式补贴更好”的问题,在选择实验基础上根据点过程与测度理论实现大量方案离散选择率的估计,并通过分孩次研究得出补贴方案选择率与胎次递进比生育率的关系。利用“2022年厦门市积极生育政策需求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显示:家庭对一孩补贴政策的响应最积极,选择率上限可达 99.5% ,但二孩补贴方案的最大选择率为 36.5% ,三孩及以上补贴的最大选择率仅为 4.7% ,且均须超过最低补贴水平才有效;补贴总额对方案选择率不具有决定性影响,审慎选择各项补贴的组合方式才能获得较高选择率;家庭对补贴方式的需求存在孩次差异,一孩补贴方案存在高额和低额两种最优模式,低水平模式下最优方案为生育补贴与托育补贴,高水平模式下最优方案为生育补贴加育儿补贴,二孩补贴的最优方案为育儿补贴,三孩及以上的最优补贴方案为三种补贴组合;以预期方案选择率作为政策设计的依据,按照孩次递进比对应的方案选择率制定各孩次的补贴方案更加符合家庭政策的偏好。
摘要:我国居民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严重制约了人口以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不同收入家庭的生育决策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趋势,中等收入家庭的生育水平往往更低。基于2015、2017、2018和2021年四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倾向值得分匹配等方法,揭示中等收入家庭生育决策的典型特征及其制约因素。研究发现:第一,中等收入家庭出现了明显的“生育塌陷”现象,其实际生育的子女数量既少于高收入家庭,也少于低收入家庭。第二,中等收入家庭的理想子女数与其他家庭并无显著差异,其“生育塌陷”不是缺乏生育意愿导致的,而是生育行为受限导致的。第三,机制分析表明,中等收入家庭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性更强,其面临的工作一家庭冲突以及孩子数量质量权衡约束更加严峻,由此导致其生育意愿未能转化为生育行为,故而出现“生育塌陷”。研究深化了对居民生育决策逻辑的理解,为分类有序激活居民生育动机提供了经验支撑,指出生育支持政策要积极回应中等收入群体的生育需求,并提供针对性的支持措施,强调在扩大中等收入规模的同时,也要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质量,增强中等收入家庭的抚育能力。
摘要:在少子化的人口结构转型背景下,家庭抵御收入风险、平滑消费的能力和渠道可能发生系统性变化。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期间的五轮住户调查数据构造非平衡面板,基于Blundell-Pistaferri-Preston(BPP)模型使用拟最大似然估计(QMLE)方法估计独生夫妻和非独生夫妻家庭消费保险的差异。结果表明,独生夫妻家庭的消费保险程度更高,持久收入每波动 10% ,则独生夫妻家庭的消费变化 2.86% ,而非独生夫妻家庭消费变化 4.03% ;暂时性收入冲击对家庭消费影响较弱。农村独生夫妻家庭消费保险能力较弱;在西部地区,家庭消费保险程度总体较低。探讨了社会资本和家庭财产在消费平滑中的作用,尽管非独生夫妻家庭有更高的社会资本水平,但并没有发现社会资本增强了家庭消费保险能力;独生夫妻家庭具有更多的家庭财产,且家庭财产对消费保险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因而,独生夫妻家庭相对于非独生夫妻家庭具有更强的消费保险效应。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完善保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正式制度安排,提高其运行效率、保障家庭抵抗收入风险能力;通过不断提高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缓解信贷约束等措施,增强家庭财富积累能力和应对冲击的韧性等政策建议。
摘要: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极大释放了内需潜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然而老年群体因数字适应力较低,在融入数字化生活时面临诸多障碍,其消费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与释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内需的释放空间。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构建老年人数字适应力指标,深入剖析数字适应力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适应力对老年人消费潜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适应力有效提振了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同时改善了老年人的消费结构,推动其从基础型消费模式向发展型消费模式转变。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适应力对低收入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提振作用更为明显,有助于缩小不同收入层次老年人之间的消费差距。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老年人数字适应能力对消费潜力的促进作用在高龄、不健康和居住在农村地区老年人中更为明显,能够提升弱势群体的消费水平。此外,网络社交能力和网络支付能力作为消费数字化的入门能力,对老年人消费水平的释放效应最大,是老年人开启数字化消费的重要突破口。研究结果对于充分释放老年人消费潜力,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摘要:老年整合照护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构建中国式养老服务体系的关键探索。采用案例比较法,从整合的形式、程度、维度三方面对政府主导的医养融合模式、多主体协同的社区整合模式,以及市场主导的机构整合模式进行系统比较,并剖析了三种典型模式的运行逻辑、共性特征与异质性表现,分析了其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推广条件。研究发现:三种模式分别遵循“医院驱动—管理融合—服务闭环”“主体协作—资源整合—联动服务”与“层级布局—IDT渗透—个案管理”的运行逻辑;均体现以人为本、横向整合、多学科团队合作与个性化照护计划的整合照护内核,但在整合程度和维度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各模式在实践中均面临跨部门协同壁垒、可持续支付机制不健全与信息技术融合不足等挑战。基于分析结果,亟须从完善顶层设计、创新管理体制、健全筹资支付机制、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和深化智慧技术赋能五方面系统施策,为中国式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且养老需求剧增的背景下,探讨长期护理保险能否增强家庭经济韧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5、2017和2019年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DID)考察长期护理保险对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实施显著提升家庭经济韧性,相较于未参保家庭,参保家庭经济韧性提升0.03个单位。这一提升效应在农村家庭、低资产家庭、低人力资本家庭及高龄家庭中更为凸显。机制分析表明,长期护理保险可有效增加家庭收入,具体而言,参保家庭总收入增加约24781元,家庭人均收入增加约5583元;同时可显著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参保家庭流动性约束下降约 10.5% 。拓展性研究显示,长期护理保险还能有效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这一结论进一步佐证了其对家庭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丰富了其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研究拓展了长期护理保险影响效应的研究范畴,并为如何通过长期护理保险提升家庭福利水平提供了科学依据与理论参考。
摘要:在社会人口与经济快速转型背景下,中国家庭多代共居模式保持稳定并展现出独特的跨代家务分工形态,但鲜见对家务劳动代际分工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的考察。聚焦于中国背景下老年夫妻与已婚子女共同居住的多代家庭,探索家务劳动代际分工的变迁趋势及其背后的微观与宏观机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22年的6期数据,应用分层年龄—时期—队列增长曲线模型(HAPC-GCM)和三重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分析老年人生命历程中家务劳动代际分工的变化轨迹及队列差异。研究发现:首先,年长队列老年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随年龄的下降幅度显著高于年轻队列,与中国家庭中孝道观念与父权制度由传统等级秩序向现代平等协商逐渐演变的路径相契合。其次,在年轻队列中,老年女性同住子代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占比不仅整体较低,且其随老年女性年龄增长的上升幅度也相对较小,这一趋势主要源于不同出生队列的老年女性家庭在相对资源和可用时间上的结构性差异。最后,多代共居家庭中儿媳家务负担始终高于女儿,且随老年父母年龄增长差异更明显,尤其在年长队列。此差异体现出传统父权结构、亲子关系、居住选择与经济依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研究为理解当代中国多代共居家庭中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内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