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我国生育率大幅下降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而教育与生育之间的关系却存在一定争议,其内部多维影响机制需进一步发掘。基于CGSS 2021数据,从文化观念层面入手,探究婚育观念转变在教育获得对生育意愿影响方面的内隐路径。结果发现,教育获得能够通过转变婚姻目的观念,削弱以生养子女为首要目的的观念,而增强个体追求自身幸福的观念;阻碍父辈意旨的传递,即降低对“父母之命”的遵从;弱化“养儿防老”的生养回报观念等三种路径来降低生育意愿。其深层关系在于,教育使得个体能够减少对父辈的依赖以及对子代的期待,从而实现自我关注回归。此外,以上影响还存在性别以及原生家庭文化水平的异质性。性别差异方面,教育对女性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男性却是正向影响;婚育观念转变在女性群体中发挥中介作用,而在男性群体中起遮掩效应。家庭文化差异方面,教育获得、婚育观念转变与生育意愿的内在关系只在出身于中低学历家庭的群体中影响显著,在高学历家庭群体中不显著。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加强婚育教育,形成完善的社会婚育辅导体系,积极推动新型婚育文化建设;转变父辈强制性“家庭参考”的观念,迎接“新家庭主义”;进一步完善育儿保障体系,呼唤男性主动回归生育场域等建议。
摘 要:当前我国人口结构转型期呈现的生育率持续走低现象,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生育成本与个体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不得不面临来自职业发展、健康风险、社会认同等多维因素的干扰,无疑是这一冲突的典型代表。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人口发展战略中正承担着前所未有的使命,既可以支持生育,又能够化解部分生育风险。然而,现行税收政策对生育支持的着力点仍停留在子女教育专项扣除等表层领域,强调税收政策在“快生育”上的促进功能,缺乏对“高质量生育”的关注,尤其是未能真正且有效触及女性这一重要主体在生育过程中所承受的隐性成本。这种政策设计缺陷,也导致生育税收政策支持体系形成结构性失衡,呈现前端激励生育的政策不足、生育周期内健康保障缺位、全周期职业发展受阻的三重困境。有鉴于此,应重构生育成本的共担机制,将婚姻缔结成本、健康损耗成本、职业创伤成本等纳入税收调节范畴,真正将税收政策从单一的经济调节工具,转变为保障生育权益、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女性生育意愿的制度性设置。
摘 要:婚姻法等相关法律的修正调整,尤其是家庭财产安排的改变,将有力冲击婚姻匹配的决策过程进而影响家庭收入状态。基于2011 年婚姻法修正案——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考察修正案前后家庭内部收入差距变动的趋势,并从婚姻匹配模式探究其变动的原因。研究发现:法案出台后的新婚家庭配偶间收入差距相比法案出台前已婚家庭配偶间收入差距缩小,该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处理样本偏差问题后,保持稳健。影响机制主要是婚姻匹配模式发生变化,受教育水平的“正向匹配”趋势是新婚家庭相较法案出台前已婚家庭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原因。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这种缩小趋势在传统文化观念强的地区、房价更低的地区更为显著。研究为阐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冲击婚配观念进而改变择偶匹配模式和配偶间收入差距提供了坚实的现实依据,也拓展了部分少婚、晚婚等家庭问题的思考空间和解决思路。
摘 要:基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家庭照护压力增加的背景,非正式照护在长期照护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我们对非正式照护的经济价值却知之甚少。创造性地利用反事实的方法,准确估计现阶段中国非正式照护的经济成本:利用反事实工资预测模型估计失能人员的非正式照护机会成本,使用CHARLS 和CFPS 混合截面数据获得不同年龄段、性别下的失能人员分布情况,并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人口结构,对全国非正式照护的总经济成本进行估计。研究结果显示,2020 年我国非正式照护机会成本为18570.6 亿元,占当年GDP 的 1.83% ,处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然后,利用健康转移矩阵对全国非正式照护成本进行预测,结果显示,非正式照护成本将随着老龄化进程加深而持续增加,其中女性失能老人的照护负担尤为突出。为比较正式与非正式照护的供给效率,还估算了市场化正式照护的成本,发现从总体来看,市场化的养老服务供给成本远低于家庭非正式照护成本。基于上述发现,建议未来应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非正式照护者提供经济补贴和社会保障,鼓励市场化正式照护服务的发展,以应对老龄化挑战,优化社会照护资源配置。
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明晰城乡居民消费模式及其变动趋势是推动居民消费升级、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重要基础。基于2000—2022 年中国31 省(直辖市、自治区)城乡居民消费数据,采用二次近乎理想需求系统(QUAIDS)模型分析了城乡居民八类消费的支出弹性、自价格弹性和人口老龄化需求弹性,在此基础上考虑未来人口老龄化和居民消费规模变动趋势,进一步预测了2050 年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结果表明:城镇居民食品、衣着和医疗保健消费的支出弹性始终小于1,农村居民衣着和文教娱乐消费则由必需品转变为奢侈品,且农村居民除食品外的各类消费对价格波动更为敏感;城镇居民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的人口老龄化需求弹性为正,农村老年人口则更多增加文教娱乐和设备与日用品的消费;未来人口老龄化和居民消费规模的上升将促使2050 年城乡居民居住、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的支出占比增加,其中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更为明显。基于此,从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三个方面提出了改善消费结构、推动消费升级的政策建议。
摘 要:寿命不均等已成为国际学界的重要议题,但国内相关讨论仍然很少。基于多个数据源,使用最新的寿命不均等分解方法,讨论了中国全国、分城乡、分地方的寿命不均等变迁及其分死因贡献。研究发现:第一,我国的寿命不均等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有显著下降,但各区域仍存在显著差异。第二,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健康转变历程,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取代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呼吸系统感染及围生期疾病等,成为导致寿命不均等的主要死因。第三,我国过去寿命不均等下降主要推力来自占死因比重很低的围生期疾病的持续改善,心血管疾病的贡献稳定在第二位或第三位,损伤在近年的贡献排位有显著跃升。然而,随着我国的婴儿死亡进入极低水平,健康转变过渡到以退行性疾病为主,围生期疾病的贡献正趋于缩减,恶性肿瘤的贡献正趋于上升。分区域观察显示,上述死因在城乡和东西部地区的寿命不均等下降中也存在明显的贡献差异。进一步考察显示,我国寿命不均等下降的推动因素正从各死因的比重、平均死亡年龄转向各死因的内部不平等,我国健康转变面临着新的挑战。
摘 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对于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为理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基于间断均衡理论建构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变迁分析框架,选取1949—2024 年期间中国发布的658 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经历了“探索均衡”“强势间断”“弱势间断”“发展均衡”和“完善均衡”五个阶段,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发展特征,符合间断均衡的基本逻辑;政策变迁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内涵、城镇化发展状态产生显著影响;引导政策变迁的内在机理本质是政策形象和政策场域的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执政理念创新、焦点事件爆发、多元主体互动通过对政策形象和政策场域施加影响,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间断均衡变迁。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应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保证政策变迁的连贯性与平稳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政策目标的适配性与导向性;密切关注政策环境的动态变化,增强政策系统的适应性与协同性。
摘 要:伴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技术的推进与革新,我国数字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作为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一种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能否提高社会流动性,特别是以代际收入流动为代表的纵向流动?为了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构建居民数字经济参与指数,将子代与父代的经济社会数据相匹配,综合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门槛效应模型等实证研究方法探索数字经济参与对居民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参与对居民实现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用门槛模型分析进一步发现数字经济参与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正向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在影响机制上,数字经济参与通过拓宽居民社会网络、减少对父代社会资本的依赖与继承以及提升就业质量,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城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参与有利于城镇居民实现代际收入向上流动,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家庭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参与显著提升了男性子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子代、父代在体制外工作的子代实现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研究为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摘 要:劳动者技能错配的工资惩罚现象已被频繁观察到,但该不利状态的长期演变特征及其累积工资影响却易被忽视。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系列追踪数据发现:利用序列分析技术,技能匹配轨迹大致可以聚类为四种类型,其中“技能适配型”轨迹占比最高;基于增长曲线模型设定,当劳动者处于“错配锁定型”(含横向及纵向)或“劣向转移型”轨迹时,相对一直“适配锁定型”轨迹劳动者将在长期面临累计工资损失,并且这种劣势累计呈现出加速特征;而无论横向还是纵向维度,技能错配状态长期均呈现出初始锁定及过程锁定两类特征。基于上述发现,围绕减少技能错配初始发生及过程阻断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