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具体规划。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为基础,通过文本分析和规范分析法,系统阐释“十五五”规划建议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法治保障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规划建议通过目标设定的法治化、实施机制的法治化和权责关系的法治化三重维度,构建了经济发展与法治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法治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和制度保障,更通过规划这一特殊的国家治理工具,实现了对市场经济的有效引导和规范。通过进一步强化规划目标的立法转化,完善政府经济行为的法治约束,推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政策宣示向法治实践的深刻转变。
摘要:面向"十五五"时期的发展要求,须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需“在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中积极履职尽责”。文章从主体功能角度对东北地区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与生产、生活、生态三大主体功能进行了量化核算。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对于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目标定位与实现程度各有侧重,主体功能区对东北区域战略目标的协调作用不够明显。从全国占比来看东北地区的相对优势,黑龙江优势功能在于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内蒙古侧重于能源安全与生态安全,辽宁侧重于产业安全,而吉林相较于其他三省区五大安全优势结构相对均衡。“十五五”时期,东北地区要发挥主体功能区在区域战略体系中基础性引导作用,发挥战略叠加中的资源配置效应,进一步强化对粮食、生态安全的刚性空间保障效能,同时优化产业、能源等多目标协同传导机制。研究建议,细化衔接差异化特殊类型地区,强化多重区域战略叠加联动,利用主体功能区加强扩大东北地区比较优势,形成产业备份与战略腹地建设的国家安全布局。
摘要:基于现代性批判与文明发展的视角探讨“主体性”到“文化主体性”的演进逻辑是人类认知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这一演进遵循“人的觉醒—群体解放—文明自觉”的发展脉络并历经三个核心阶段:近代主体性阶段、社会主体性阶段与文化主体性阶段。近代主体性以强调个体理性为核心,打破中世纪神权桎梏的同时也割裂了人的社会性;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主体性理论,将主体性置于具体社会关系与实践中,推动个体与社会辩证统一的实现;进入全球化时代,面对文化霸权与文化冲突,以寻求文化自我认知、价值认同与创造能力为核心的文化主体性阶段应运而生。从“主体性”到“文化主体性”的演进逻辑呈现出人类主体性诉求从个体解放升华为社会解放,最终走向文明传承与超越的转向,理论范式也从“个体理性单维”发展为“个体自由一社会平等—文化自主三维”的转型。这一过程深刻彰显了人的文化本质属性,表明人的解放是物质、社会与文化解放的完整统一。
摘要:城市不仅构成了社会关系实践的现实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关系孕育与生成的重要根基。受制于资本逻辑制约的城市空间生产呈现出异化表征,具体表现为家园感的消逝、空间隔离、空间分化等。文章通过梳理城市空间系统异化的内在逻辑,对其进行多重维度的溯源分析,探讨了重塑城市价值体系的理性秩序、复归城市空间“属人性”塑造城市空间“生命特质”等消解城市空间异化的途径。
摘要:在关于文化的诸多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可或缺。人们最初往往是在还原论、决定论的阐释模式中把握马克思对文化的认识,把文化仅视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为经济所决定的副现象。理解马克思的文化论说,需要超越这一阐释模式,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加以把握。观念论者把文化这一范畴看作永恒的、合理的存在,使文化成了无历史的、无前提的、无条件的东西,造成了文化的抽象化与神秘化。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出发,把文化放置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加以理解,赋予文化以社会历史规定,使其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马克思对文化的思考,始于对观念论的突破,实现于对现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马克思在对现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分析中,阐明了作为文化基础的历史性现实运动,揭示了文化得以可能的根据与前提,呈现了文化的唯物主义意蕴。
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向多维化发展。在这一理论趋势推动下,霍尔应因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新情势提出了意识形态研究的语言学替代性方案——“表征政治"理论。纵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进路,“表征政治"理论首次将语言表征作为拆解意识形态的本质要素,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相同统合的语言学方法,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语言运行的复杂性和无产阶级进行“语言阶级斗争”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入分析阐释,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获得了语言学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上的理论重构,形成了以语言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研究版本,由此启导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关键的理论进步—“语言学转向”。重访“表征政治”理论,一方面有助于为辨识当今错综复杂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陷阱"提供有效检视工具,另一方面有助于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理论坐标。
摘要:在卢卡奇看来,青年黑格尔主体哲学的发展之路就是社会-现实曲折发展的写照,其主体哲学的建构是以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为根基的,黑格尔始终关怀人的生存状态。在伯尔尼时期,黑格尔以反对宗教实定性、寻求人的自由与尊严为主题充分凸显社会矛盾激烈碰撞的现实状况;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以爱和命运为方法试图调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是其主体哲学的和解时期;前往耶拿后的黑格尔又以对劳动实践的强调批判主观唯心主义,以绝对精神的复归寻求主客体统一,均显现出黑格尔关怀人的生存状态,努力实现人的主体地位恢复的逻辑暗线。文章试图从青年黑格尔实定性概念出发,聚焦于黑格尔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层层剥离,通过“实定性”与“外化”术语的逐渐转换,考察黑格尔寻求个体与社会之间矛盾的和解之路来论证卢卡奇分析青年黑格尔主体哲学在人的生存状态问题中的演进问题。这不仅有助于厘清青年黑格尔主体哲学的演进过程,使徘徊在技术统治时代的我们重建主体意义,赢得自我实现,也有助于发掘青年黑格尔与马克思关于运用社会-历史方法的现实联结。
摘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加速渗透,其在提升效率与激发创新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技能偏向技术进步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价值重构—技能分化—共享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剖析技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如何通过市场机制演化为分配失衡,并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寻求制度性调节路径。GAI通过自动生成文本、图像和代码等内容,部分替代创造性劳动,削弱了传统劳动价值的衡量逻辑。其高效特性提升了生产力,却加剧了劳动异化,劳动者不仅与劳动成果分离,更在价值创造全过程中被边缘化。同时,GAI重塑技能结构,使收入不平等从结果性差异演变为能力积累与机会获取的失衡。进一步分析表明,GAI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就业结构两极分化、数据控制权集中、技能代际传递中断和社会保障滞后等多重挑战。为此,本文构建了“全链条人力资本升级一全维度数据价值分配一全场景数字基建普惠—全周期智能治理规范"四维递进的实践路径体系,以期推动技术红利更广泛地惠及劳动者,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摘要: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厘清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机制,对于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构建数字产业集聚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以2014—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和提升市场价值是关键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位于三大经济圈地区的企业中,数字产业集聚对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效应更强。在此基础上,提出统筹数字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完善研发支持与资本运作相关政策、加强对重点企业与区域的分类指导等政策建议,以期引导数字经济发展的收益在企业内部实现更公平的分配,遏制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进一步扩大。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要素逐渐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据要素作用于企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并赋能其他生产要素,加快释放企业数据价值。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等多个维度深入研究数据要素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能够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在理论逻辑方面,数据要素进一步驱动生产力跃升、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要素理论创新。在历史逻辑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演变,在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被赋能的模式也在不断更新迭代。在实践逻辑方面,数据要素驱动企业生产优化与研发创新,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优化分配机制,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和扩大流通范围,提升企业营销效能和客户消费体验,通过多种方式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摘要:伴随人权保障、人格权的发展与完善,生育权得以认知、阐释和应用;伴随生育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个体生育权益的维护,生育权得以界定、分类与救济。在生育权逐步被人权公约、法律规范界定、保障的进程中,其身份指征常伴随其中,并经历了权益主体由夫妻身份向公民身份或自然人身份的过渡,显现出生育权益保障的身份特质。关于生育权的行使与保障,需关注结婚率降低引发的生育焦虑、单身女性生育面临的保障掣肘、地方性立法引发的生育保障期待、家事观念变革引发的生育观念转变,并在明晰生育权的人权特质、基本权利界定、人格权定位的基础上,厘清生育权的行使原则、行使限制与行使保障,维护民众尤其是单身女性的生育权益,促进性别平等、身份平等、人格平等。
摘要:对老年人医疗自主决定权的保护是老年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关键一环。囿于家庭主义文化与医事父权主义文化的双重影响,老年人医疗自主决定权的行使面临诸多困境。有鉴于此,亟须明确老年人医疗自主决定权保护的规范路径,重申老年人医疗自治理念,可具体化为老年人医疗自主决定权的即时行使与预先行使两个维度,前者体现为尊重老年人对涉及自身医疗方案选择上的意思自治,协调平衡老年人医疗自主决定权、家属代为决策权以及医务工作者特殊干预权;后者体现为在法律层面认可并执行老年人预先订立的医疗代理指令、医疗指示指令,延伸保障老年人医疗自主决定权的行使。
摘要: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服务领域的算法自动化决策存在算法“黑箱”问题,导致信用评分机制不透明、差别定价引发消费者权益受损、系统性金融风险随平台规模扩张而积聚等日趋突出的法治难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强化人工智能治理、严防系统性风险,为数字金融服务领域算法决策风险的法律规制提供了重要政策指引。因此,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基础上,针对数字金融服务中算法决策的特殊风险类型,建立健全专项监管制度,增设数据被遗忘权与更改权,完善算法专项监管机构,构建算法侵权责任机制,并通过强化金融算法透明度与公民参与机制,推动数字金融服务领域算法决策的公平性与合规性,促进数字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摘要:在审美中存在着主体、对象与情感的被“升华"的现象,审美升华的根本特征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了提升感,而提升的发生本质上是主体、对象与情感三者的理念化,特别是三者的道德理念化,是对感性对象进行的一次反思性的道德判断,并且这场道德判断产生了积极的鼓舞人心式的情感。审美升华中的反思判断是以敬意的发生为目的的反思判断。审美升华的发生说明,审美可以让人的自身、人的情感和对象的存在都得到提升,这也意味着审美不只是一次寻求愉悦的活动,还可以是一种价值发现与价值肯定,从而具有实践理性或者说道德教化层面的价值。在审美升华中最根本的效果是“人”向其“人格”的提升,在这样一场升华中,审美扬弃了自己的享乐性质,而成为一场寻求人格尊严的活动。
摘要:“将对象提升为大写之物”是拉康升华论的核心内涵。升华在审美行为中意味着审美对象被提升为不可接近的崇高对象,而审美主体也超越其生理性情欲,成为一个自由的爱欲主体。在升华过程中,主体受到爱欲驱使,企图为对象赋予源源不断的意义,从而填补大写之物的本原性虚空。这一过程导致了“审美原乐”的发生,即主体感受到一种既挫败又愉悦的僭越性审美情感。审美原乐是对道德律令和快乐原则的一次超越,使主体体认于自我欲望之自由,最终揭示出美与欲望的紧密关联。拉康升华论在审美层面突破了弗洛伊德的性冲动升华论及道德主义审美范式,并颠覆了西方美学中的静照传统。它的审美意涵体现出拉康对个体欲望及自由精神的强调,也折射出精神分析思想对审美现代性转型的推进作用。
摘要:清初满族统治者确立崇儒重道政策,重视对儒家学说的宣传与学习,大力发展儒家文化工程,满族《诗》教以此为背景展开。满族《诗》教活动主要以满文翻译《诗经》《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御纂诗义折中》等教材为媒介,以八旗各类学校为教育场所、科举考试为宣传手段及考核标准,促进了满族对《诗》教的全面接受。从顺治、康熙、乾隆朝形成的《诗》类文献展现了满族《诗》教观由浅入深的过程,为了攫取儒家经典解释权,统一治统与道统,满族统治者积极对《诗》教进行阐释与发明,满族人由此参与到对儒家思想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行列中,在思想和精神上与汉族深度融合,构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基础。
摘要:元末明初时期的吴中诗卷存在大量有关节孝的书写内容。其中元末关于华幼武母子的“贞节堂”及“春草轩”诗卷,及明初关于陈宝生母子的“春草堂”诗卷颇具代表性。“贞节堂”诗卷体现了元代台阁文人通过表彰贞节而达到推行礼义教化的仁政理想。“春草轩"诗卷在此基础上叠加了在元末战乱中文人渴望回归家乡的隐逸情怀,展现了元末诗坛现实的情感傾向。春草堂”诗卷则不仅书写了明初文人歌颂天下一统的喜悦心情,同时彰显出其重视母子亲情的真挚情感。“贞节堂”诗卷、“春草轩"诗卷与“春草堂”诗卷在元末明初易代文学的思想变迁中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对亲情的珍重与对节孝的表彰,尤其是对母亲形象的赞颂,则成为贯穿始终的主旨,展示了元末明初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例证,构成了元明两代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具备颇为显豁的文化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