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原创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第二个结合”首先是作为科学方法而被提出来的。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来说的规律性认识,这一命题对于其他民族来说也具有借鉴意义,即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应该共同承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历史使命,都应该把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本民族特殊历史文化相结合,从而在实现本民族生存发展的同时,推动各民族国家实现“共生”。阐明“第二个结合”作为世界历史的普遍原理,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其一,把“第二个结合”命题从“专有名词”转化为“普遍全称概念”是理解“第二个结合”世界历史普遍原理的逻辑学前提;其二,“人是文化的存在”构成了“第二个结合”作为世界历史普遍原理的本体论依据;其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民族国家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当然“普遍项”。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证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二个结合”是世界历史实现各民族国家共生的“普遍原理”。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政治性社会实践,追求的是政治性社会目标,需要运用政治哲学对其进行审视、反思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民主性、普惠性、法治性、道德性、公正性和廉政性,这“六性”充分体现了政治的本性和实践要求,不仅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意蕴,而且以自己的创造性理论和实践丰富和深化了政治哲学关于政治本性及其实践要求的实质内涵。中国式现代化的“六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对人类政治哲学史上长期追求的最高社会理想和基本政治原则作出了回应和提升,具有充分的政治哲学理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丰富了政治哲学原理。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伟大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真理性的有力见证和实践检验,是中国特色政治哲学发展的深厚沃土与时代课题。它推动人类迈向政治哲学最高理想世界——天下大同的新征程。
摘要: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之一,但在当前研究中存在宏大叙事泛化、实践视角缺失等问题。文化主体性的内核在于人的主体性,两者在实践活动中呈现为双向对象化的动态互构关系。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研究不仅需要超越“古今中西”的二元对立思维,从宏大叙事转向对现实民众鲜活生活实践的考察,而且需要在全球化“去差异化”趋势与数字技术算法重塑文化生产过程的时代背景下,坚守主体性的研究立场。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发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其最终落脚点在于将文化传统合理地转化为现代民众的思维方式与行动原则。以文化自觉校正文化认知、以文化自强驱动知识创新、以文化自信推进跨文化交流互鉴,是确立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稳健形象的必然路径。
摘要: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20世纪80年代,伴随长江流域综合开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驱动的知识生产领域诞生了长江学。经过四十余年沉淀,长江学从国土经济学附属分支逐渐向独立的交叉融合学科方向发展。长江学以长江、长江流域、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以跨学科为研究方法,以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价值取向,具有综合性、实用性、开放性、独特性特征。总结长江学发展过往,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深化理论研究,优化发展路径,以整体视角、系统思维推动学科建制落地,有助于加快构建长江自主知识体系,为全球大河文明共同繁荣贡献智慧力量。
摘要:自诞生之日起,自由竞争叙事就不断修正其理论基础和条件假设,本质上是维持其作为资本主义市场自然规律的合法性辩护。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竞争关系自然化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原则;现代竞争理论虽不断修正其模型形式,却始终未能超越资产阶级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前提。对自由竞争的历史性批判表明,自由竞争并非超越历史的普遍性原则,而是资本在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实现自我增殖的现实形式。自由竞争自然化叙事的历史悖论在于,它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自由和平等外观展开,却将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转化为现实社会关系的外在强制。当前,数字资本主义使这一自然化叙事以更隐蔽的形式得到延续,也为重构现代竞争模式留下了历史空间。现代竞争模式的重构,应坚持人文经济学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价值旨归,推动形成开放、公平、可持续的新型世界市场竞争秩序。
摘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的历史书写,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丰富的过程。事件思想史的研究维度,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共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从事件思想史的视角看,长征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战略转移,更是一场思想上的淬炼历程,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军事思想、战略思想与群众思想的创新与发展,并凝练出了影响深远的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深化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的研究,需要坚持史实与思想的辩证统一,注重主体与场域的互动分析,实现历史与现实的价值联结。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揭示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的思想内涵与历史价值,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理论支撑。
摘要:长征精神叙事是长征历史代代相传、长征精神传承弘扬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共产党形塑集体记忆、凝聚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长征胜利后,长征精神叙事保持与党的中心任务、时代语境同频,呈现出“变”与“不变”相统一的辩证演进逻辑。从嬗变之维看,长征精神的叙事指向随历史方位的转换而不断深化,叙事方式与主体也因应传播媒介的革新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持续拓展。从“不变”之维看,无论时代背景如何变迁、叙事方式如何流变,长征精神叙事的主线、立场、取向、视野等始终如一,未发生根本性偏移。正是因为保持叙事的动态更新与本质坚守,长征精神跨越历史时空仍生生不息。深刻把握长征精神叙事的辩证逻辑,对于新时代发挥长征精神凝聚共识、资政育人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长征不仅是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历史转折点。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主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此期间,党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原则,实现组织上的重塑,并在历经千难万险中铸就长征精神,实现精神上的升华。长征使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中完成思想觉醒、政治凝聚、组织重塑与精神升华,实质上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蜕变。
摘要:提升产业链韧性是我国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创新是增强产业链韧性的治本之策。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关键部署,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战略支点。基于2008—2024年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提升了产业链韧性,且政策效果存在城市异质性,在大型城市、中小型城市、一般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中西部城市及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中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转化能力、提高信息化水平和促进创新人才集聚三条路径发挥作用。调节效应显示,在产业结构更高级、基础设施建设更完善的城市,政策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因此,应加大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投入,强化要素集聚与协同创新;探索差异化产业发展方向,形成产业协同优势互补;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产业现代化来提升产业链韧性;完善科技人才管理制度,吸引创新人才流入。
摘要:“十五五”时期,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促进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的重要路径。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在发展目标、作用机制和实践进程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乡村全面振兴通过优化发展结构、完善制度供给和增进价值认同,为共同富裕夯实物质基础、强化制度保障;共同富裕则通过完善利益分配、稳定主体预期和强化价值引领,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目标牵引和动力支撑。当前,二者协同推进仍面临产业增值收益共享不足、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畅、基层制度协同效能不强、乡村文明建设与价值引领衔接不紧以及生态价值转化能力不充分等现实问题。应以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为着力点,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健全城乡人才协同联动机制,提升基层制度执行效能,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在发展基础、制度安排和实践路径上协同联动,使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摘要:《王荆公诗注补笺》一书中王安石诗引述《庄子》者至少占总数的12.7%。王安石与苏轼一样深受庄子影响,其诗“庄周吾所爱”更是明证。为深入探索王安石晚年诗作(主要是咏史诗、写景诗、咏物诗等)对《庄子》的融合,运用文献统计及文本细读法,探索其特点有三。其一,咏史诗吸收《庄子》“齐物”视角重新审视历史,质疑历史书写的绝对正确性,宋人的理性精神由是可见。同时,以史为鉴、自我警策。其二,融合庄子思想,寄情山水,于大自然中安顿心灵,写景诗清新雅丽、浑然天成,可见王安石晚年以道家、佛家思想为主。其三,庄子“坐忘”思想对王安石亦有影响,绝笔诗《新花》运用“以花观我”的视角,为后世《葬花吟》等作品提供了精神范式。王安石晚年“援庄入诗”,意蕴丰富、思想深邃,千年之下,对于身处现实困境中的人们仍有启迪作用。
摘要: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超越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以其独特的“双栖”视角,构建了一种基于情感认同与价值共享的城乡共同体。地青萍入村、离村的动态过程,深刻呈现了城乡文化从碰撞、交融到再生的复杂图景。乔叶以开放与融入的心态,将个体生命嵌入异质乡土,寻求身心的栖息之所,赋予故乡以全新的时代内涵。《宝水》以文学方式回应了新时代“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社会命题,为现代人探寻精神原乡、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宝贵的文学启示与未来向度。
摘要:数字技术革新为明确金融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数字时代对金融秩序与具体财产利益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解成为数字金融犯罪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基于传统金融犯罪与数字金融犯罪在法益侵害逻辑与结果上的显著差异,应在系统风险背景下确立数字金融秩序为数字金融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数字金融秩序是基于主体间交往而形成的金融活动共识,对具体市场主体利益的保护是对秩序法益保护产生的附随效果。在数字金融法益侵害判断上,应坚持二阶层判断路径:在一阶判断中,应围绕“公共性”对行为的秩序违反性进行判断;在二阶判断中,应围绕“信用信息”对法益侵害程度进行征表判断。
摘要:基层民主的效能差异,既与制度文本是否完备和治理空间如何设置有关,也取决于公共事务采用怎样的时间组织方式:公共事务的讨论可能集中在一次会议中,也可能延续为日常协商过程。本文以Y省D县“政党入户”为对象,基于对8个村(社区)的比较田野调查,提出“时间结构”视角,解释基层民主何以常呈现“易启动而难持续”的困境。研究识别出三类时间组织形态:事件压缩型将议题生成、分歧磨合与共识积累挤压进短时会议,呈现“高可见、低延续”;日常延展型使议题在高频日常互动中持续生成并沉淀为共享判断,却易伴生偏私风险;时序衔接型则以“日常生成—正式归档—回到日常落实”的阶段分工与制度化转接,兼顾参与的连续性与规则的可见性。进一步分析表明,情感联结是民主走出会议时刻的关系性条件,但从日常延展到时序衔接的跨越,还需要基层行动者主动建构制度化转接机制。三类时间结构的分化,取决于制度转译方式、村庄社会结构承载力与行动者制度意识三者的不同组合。
摘要:《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多次强调教育治理中技术标准的重要性以及技术标准的规范化、系统性和约束力。教育技术标准可以为教育秩序确立提供补充、细化教育关系设定、弥补教育角色分配、作为教育惩戒的技术依据。从现代法律体系的构成来看,技术标准已成为其当然组成部分,是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延续。《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规定研究和编纂教育法典,意味着教育法典化时代的来临。教育法典中如何处理技术标准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应当在教育法典中认可技术标准的地位、界定技术标准的概念、细化技术标准的类型、入典一些技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