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长期依托巴黎统筹委员会及《瓦森纳协定》对华实施出口管制。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受美国对华半导体管制政策的外溢效应影响,日本开始强化以半导体制造设备为代表的对华出口管制。本文基于2007—2025年数据,实证分析日本对华出口管制对其自身半导体设备出口的反噬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日本对华出口管制不仅显著抑制其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亦抑制其面向世界其他市场的同类设备出口。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且在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关键设备和非关键设备异质性下依然成立。据此,建议中国密切关注日本管控动向,完善风险信息预警和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推进半导体制造设备核心技术攻关;整合关键矿产与市场双重优势,构建多层次对日经贸应对与协同机制;深化多元化国际合作,分散技术引进风险。
摘 要:为应对少子老龄化导致的农业劳动力紧缺问题,日本采取了“开源”与“节流”双重措施。前者着力于扩充劳动力供给,后者主要以智慧农业实现技术替代节省劳动力成本。研究发现,日本的“开源”政策收效有限,且推广边界显著。“节流”政策虽为关键路径,却面临小农模式下成本高昂、技术适配不足及老年务农者数字素养滞后等结构性困境。日本“开源—节流”措施作为国际化经验推广,需以目标国土地规模经营、法律政策协同、社会条件成熟及文化认同为前提。这一双重路径的价值对于他国而言,不应机械性复制借鉴,而要识别并规避政策移植中的潜在局限。
摘 要:亚洲新兴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崛起冲击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金融体系。为维护既有制度利益,日本由此着手重塑亚开行的区域发展介入机制。具体体现为将经济概念意识形态化,强调基础设施投资的“高质量”以增强竞争力。在区域合作框架下实行“选择性介入”,维持深度介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定向扶持南亚次区域特定国家,开发中亚区域成为关键矿产“新战场”。这种重塑方式弱化了亚开行的公共品提供者属性,使其在部分领域日益呈现出服务于日本区域经济外交战略的地缘政治工具属性。身份的撕裂使亚开行陷入效率悖论与边缘化风险中。亚开行若想摆脱边缘化风险,必须摒弃对抗思维,推动开发金融机构间的合作。
摘 要:“印太战略”作为近年来日本国际战略体系的核心,既是为了制衡中国,也是日本提升区域影响力、牟取国际秩序规则制定主导权、构建全球外交网络的关键一环。作为日本“印太战略”的西缘,非洲不仅关系到日本“印太战略”框架的整体完善与全面推进,也是日本遏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谋求战略自主的重要布局之地。在“印太战略”视域下,日本对非外交的战略性日益显露:通过深化日非政治互信、对非援助的“印太战略”融入,增进非洲国家对日本战略的理解,推进日非外交发展;加大对非投资合作,在经贸投资与规则方面开展对华竞争,试图塑造自身的制度规则优势;重点涉入对非安全合作,促进非洲和平与稳定的同时,开展“军事外向化”的非洲试验,提升日本在军事、安全方面的战略自主。日非外交的发展有利于日本提升涉非议题的话语权与“印太战略”框架下的主导权,暴露出日本谋求大国地位与外交的决心和野心。
摘 要:在马哈蒂尔执政时期,日本成为马来西亚对外交往的重点对象之一,而“东向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则成为推动日本与马来西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重要平台与关键媒介。本研究基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雪兰莪等地开展的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并结合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等报刊资料,对马哈蒂尔第一任期内马日经济关系的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研究表明,“东向政策”的实施不仅直接推动了马来西亚与日本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使日本逐渐成为马来西亚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马来西亚对日本经济的依赖。尽管日本为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但双方关系中仍然暴露出一定的结构性问题。马日经济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特征,日本并未将马来西亚视为完全平等的合作伙伴,而更多是将其作为推进自身东南亚战略的重要支点之一。
摘 要:在“泡沫经济”破裂与“就业冰河期”的双重冲击下,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出生的“团块二代”经历了学历贬值、就业难等社会问题,大量非正式雇佣的就业形式使这一代人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普遍下降,进而在婚恋方面保守谨慎,甚至形成被害者意识与极度个人主义的消极社会心态。“团块二代”结构性危机的社会背景为工业社会生产模式失灵、“泡沫经济”破裂以及社会恶性事件频发。日本政府虽然通过完善社保、帮扶就业、支持育儿、构建多元化养老护理体系等措施进行干预,但收效有限。日本的经验教训为我们应对类似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政府应从制度顶层设计出发,推进前瞻性与系统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