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建构,包括古典理论的当代转化与实践创新。中国和合文化的价值在于其“天人合发”与“和不合”“和非合”的系统理论,以及“同分生机、合开成就”的文明旨归。从族群到天下群,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本质力量,其“维齐非齐”“以和为量”“交乃和”的实践价值,展现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博大气象,书写了“人类向何处去”的中国方案,促进了人类大群和平与合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构建注入强劲内在动力。
内容提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离不开现代设计支撑与生活美学构建。现代设计中,简约不仅是一种重要理念,而且是一种现代感的形式表征,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极简主义设计语言,成为现代设计美学的重要和普遍特征。中国现代简约设计拥有深厚本土文化根基,传统简约审美意蕴丰赡:不仅具有简雅、简秀、简净和简静等丰富内涵,而且在简朴中显出闲远、透出古雅、显露幽隽,形成质朴无华、简净秀逸之形式美感与优雅活泛、俯仰自如的美学蕴涵。在审美智慧方面,表现出简中见丰、简中有韵、简中成境的审美巧思与慧心,呈现出精工匠意自然天成、文人艺术雅致气韵、空灵廓落美学境界等迥异特质。这为中国当代生活美学的文化选择及其设计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丰厚滋养。
内容提要齐桓公伐楚所举两大罪状之一是所谓“包茅不贡”,茅用以“缩酒”,乃是周天子祭祀时的重要道具。何谓“缩酒”,古来并无定说。酒体现人神之间的认同并荐德于上界,乃是古今通见,但在实际的祭祀操作中,如何展示这一点却仍有可讨论的空间。另可注意的是,周天子犒赏有功诸侯之时,所赐品物中特有“纒鬯一卣”,类似记载屡见先秦典籍。纒鬯为酒之特品,其用途非为人饮,而专用以荐德通神,此或即周天子赏赐功臣此物之用意,即使其以此酒用以本国祭祀,或以告慰祖先。包茅与纒鬯均在祭祀中扮演重要角色,或可猜想其用法具有某种关联性。“纒”为黑黍,被古人目为嘉谷,所酿之酒,酒体必为深色。黑为北方之色,在古典术数系统中亦关乎死亡之意象,由此则纒鬯通神,作为沟通生者与亡人之道具正合古意。茅色必白,深色酒以沥之,或即想象为有神降陟之迹象。此种以酒通神之操作,正反映了早期中国信仰中对于生者与亡人关系的基本想象。
内容提要以歌诗表演进行政治讽刺,是远古悠久历史记忆中形成的一种文化支配话语。这种文化支配话语在周代演化为国家礼乐制度,形成了《诗经》的政治价值取向及其集诗、乐、舞于一体的表演范式,用于乐教与政治讽谏。这一范式体现着礼乐“中和”审美原则,目的在于维护“君臣上下之大义”,使“上下和亲而不相怨”。而这一范式表现于歌诗就是采用“指桑说槐”的讽喻言说方式;表现于音乐,则是以先秦雅乐旋律的高低、声音的大小和节奏的快慢都止于“中和”,和舞蹈的礼容、礼貌去节制情感表现的恣肆。这两方面的融合消解了讽谏主体怨愤情绪的表达,形成了《诗经》怨而不怒的政治讽谏特征。
内容提要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是一种由人类创造和赋予的智能技术,目的在于模拟人的思维和智能,本质上是人类智能的对象化。由AI赋能的“机器人”不是人,而仅仅是“设备”和“机器”,属于生产力范畴;其最多只能模仿人的部分职能,无法具有人的全部职能;其“运行”不属于人类的“劳动”,不具备独属于人的社会性。AI的发展能够改变劳动创造价值的形式,使生产要素的品质、内容和组合方式发生变化,也使研发从生产环节中独立出来,将交换环节裂变为营销环节和流通环节。但AI不能改变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AI技术的发展不会改变人与劳动资料相结合从而改造劳动对象的物质存在形态这一劳动过程本质特征;在劳动复杂程度不变情况下,AI技术的应用不会扩大创造的价值总量,但会缩小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价值反映的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机器人并不具有社会性,其无法创造价值,只能将自身价值转移至商品中。
内容提要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渗透社会各领域的时代语境下,哲学社会科学正经历着由智能技术革命引发的生态性变革。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深度介入哲学社会科学,带来了研究范式的变革、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重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知识应用场景的拓展等诸多发展机遇。与此同时,技术理性与学科本体之间的张力也催生了多重挑战。哲学社会科学遭遇人文价值层面的主体性危机、知识生产层面的结构性矛盾、技术应用层面的功能性缺陷、制度建构层面的系统性风险。面对数智时代的全新语境,需要从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在历史、制度、理论、实践层面的契合逻辑出发,坚持“拥抱AI”与“祛魅AI”的辩证统一发展思路,在与AI同行中,健全多维规制体系、优化智能模型迭代机制、构建学科协同创新生态、筑牢人工智能伦理防线,统筹推进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内容提要“无过与无不及”是“中庸”本义之一,张方平将其用于评价历史人物并作为治国原则。在朝廷及范仲淹重视《中庸》的影响下,早在明道二年,张方平就已注意到《中庸》之心性思想,特别强调其中的“至诚”,认为为政须以此来修心。张方平认为孟子、荀子、扬雄所讲的“性”只是一人之性,而《中庸》所讲的则是天下的教化。教法具体可分为三组:执一与通诚,吻合与周视,端默与凝神。最后归结到“无为”“无欲”。与孔子不同的是,张方平认为智、贤虽然离“中庸之德”还有些距离,但至少也是非常接近的,如此,他们就不属于“过之者”,而“过之者”是指可上可下的“中人”。晚年仕途不顺,加速了张方平向佛老靠拢,进而促使他对《中庸》的解说也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与之前积极从经世方面的解说有了根本的区别,转为以之并立三教、调和三教的立场。综合可见,张方平的《中庸》解说内容是比较丰富的,而“教化”思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内容提要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是对宋代儒学反思与推进的成果。在气一体论方面,王阳明延续并转化了宋代儒学的气本论和理一分殊等思想,强调万物在阴阳一气中相互保守、转化,构成一有机的本体场域。在仁一体论方面,他以天地之心、民胞物与、仁有前后等宋代理念为基础,提出人的心性与万物同体的思想,主张通过提策良知来体察他者困苦,从而实现兼善天下的理想。在工夫一体论方面,王阳明结合尽心、生生、前知等宋代修养思想,提出以由天到人之凝聚力为工夫的自驱动力,以由心及物之推展为伦理实践的分流路径,最终在实现天下大同的同时触发自他合一的境界。通过对文本发掘和梳理,文章揭示了王阳明万物一体论在宇宙论、性禀论和修道论三个层面对宋代儒学的延续与创新,展现了其万物一体体系对中国哲学的重大贡献。
内容提要从民族化视野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从民族国家、民族精神、民族特色三个方面展开。从民族国家的立场看,《讲话》对“五四”的断裂传统进行纠偏,将战国策派对民族国家的空想落实到现实的革命斗争之上,希望建立一个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和国民政府主张以“道统”和“三民主义”建国形成对照;就民族精神而言,《讲话》借助古代的民本思想建构了一种“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伦理,其强烈的革命功利主义色彩和“文以载道”传统一脉相承,它要求文艺工作者改造自己和“自强不息”的文化传统也有契合之处;就民族特色而言,《讲话》要求在改造民间艺术的基础上,以有民族特色的形式写群众身边的人和事,进而通过文艺运动将民族化和大众化结合起来。
内容提要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柯仲平是文艺大众化理论的先行者和最热心的践行者之一。他是一位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历程中坚定不移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人民诗人,其所铸就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文艺。他的创作散发着浓烈的乡土“中国味”,彰显着来自人民大众的新的民族文艺形式,以代表广大民众审美趣味的“大众化”作品,彰显着文艺为大众代言的时代诉求。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汲取、改造和利用,创造“新的民族形式”的大众文艺作品,成就了柯仲平创作的内在精神蕴涵和独特气质。作为中国文艺大众化的先行者和积极推动者,柯仲平的价值不仅是属于个人的,而且已经融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有效历史经验之中,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当代性的实践意义。
内容提要乾隆皇帝认同清朝为中国,此中国非为新清史学者所说的汉族中国,而是一个包括满族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多民族中国。清代周边国家也认同以满族为统治者建立的清朝为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中国的概念。乾隆的中国正统认同(中国历史认同)观念,存在理论上的一统传承与实践中多统传承的矛盾。实际上,乾隆认同为自己所继承的各个政权都属于中国,都是中国的合法政权,这些政权所领有的土地都是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不允许这些政权所领有的土地分离出去,也不强行将原来不属于自己所继承的各个政权的领土纳入进来。乾隆最后完成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国疆域最终确立,中华民族实体也随之正式形成。
内容提要北宋初年的岭南族类呈现出“内俚外獠”的身份特征,随着“俚”“獠”的华夏化,二者作为华夏内部阶层文化指称的倾向愈益显著,北宋中期在新的背景下形成了“内?外蛮”的圈层结构。“?”概念源于长江中游蛮人基于“莫徭故事”重塑的族群认同,北宋中期自荆湖南迁的“?人”成为南岭山区的主要族类。岭南的“蛮”概念则源于唐宋时“南蛮”中心自长江中游南移至南诏的“乌蛮”,唐后期南诏的东进造成广西“洞獠”的“蛮化”。宋代岭南“?人”与“边民”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共同体”关系,“?”概念本身由“不事徭役”被重新定义为“执徭役于中国”。而随着宋廷的“开边”与岭南“外蛮”的“内属”,诸“蛮”身份向“山?”“洞丁”转变,逐步铸牢了岭南各族的“共同体”关系。
内容提要伴随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迭代发展,地方政府掀起政务AI本地部署的建设浪潮。既有研究大多基于单向度的技术叙事和静态分析,忽视了政务AI本地部署过程中技术风险、制度风险及其叠加的连锁效应。文章重点考察技术风险维度通用大模型的开源架构容易引致数据泄露风险,制度风险维度形式化推进政务AI本地部署潜藏安全漏洞,风险连锁效应维度“专项债”的建设模式可能诱发金融风险等问题,进而从国家层面构建政务AI本地部署统筹协调机制、地方层面落实政务AI本地部署安全主体责任、行业层面建立政务AI安全联盟强化行业自律、个体层面强化公务员与社会公众的AI数智素养等四个方面,提出构建政务AI本地部署风险的协同规制体系,推动智能政务范式下应急型风险治理向免疫型风险治理的转型。
内容提要步入数字时代,图像逐渐成为政务自我呈现与公开表达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年来,由政务图像引致的诸如“区长白发事件”“官员坐姿事件”“局长耳环事件”等政务舆情事件时常发生,包括“发色”“坐姿”等在内的图像内容给相关政务人员带来了舆情风险。反思性借鉴景观社会理论,发现数字时代日益增加的政务图像可能让相关政务人员置身于景观化风险中。政务面临的景观化风险的生成路径包括“以图示政”“以图识政”以及“以图议政”,体现了政务呈现视觉化转型以及大众政务认知图像化带来的政务舆情不确定性风险。数字时代政务面临的景观化风险主要源自数字锦标赛下政务图像加速化生产、数字技术驱动的政务图像全景化敞视以及世界祛魅背景下政务图像的景观化制造。政务人员需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增强景观化风险认知,兼顾自身的内在与外在呈现。政务部门要打造“接地气”的数字政务公开方式,完善政务舆情回应机制,从而规避可能面临的景观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