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界对生命政治的理论溯源大多止步于福柯、阿甘本等当代西方学者,未能充分开掘历史唯物主义中内蕴的生命批判维度。重返马克思文本,解蔽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生命政治意蕴,不仅是重构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理论必需,更是回应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命异化困境的实践召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内含的生命政治向度及其理论深度之所以穿透了福柯式路径,是因为西方哲学长期悬置物质性生命,而马克思通过“对象化劳动”确证了生命本质,并指出生命在资本权力统治中出现了肉体、精神及人口层面的异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一异化逻辑以更隐秘的形式全面渗透,其根源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始点,其本质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绝对支配。未来,要通过“自由人联合体”重建劳动与生命的内在统一性,并为数字时代的生命解放提供方法论指引。
摘 要:监察权是中国古代国家除行政、军事以外的又一项基础性权力。清代中央监察制度承继历代制度精髓,且具自身特色。清末中央监察制度改革具有被动性,朝臣提出的改革方案游移于纠弹与裁判之间,朝廷最终选择集纠弹与裁判于一体、双机构并行的中央监察与行政诉讼体制。该改革方案是政局不稳与时代限制的产物,最终对都察院官制做出调整,但行政裁判仅停留于纸面。集纠弹与裁判一体、双机构并行的中央监察制度改革路径,因革命爆发,在清代终未实现。民初的短期实践,虽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但最终却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现代政治及治理的视角看,国家监察、行政诉讼以及法律监督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自身的逻辑和特点,诉讼虽有监督的意蕴,但显然二者分属不同的权力层面,承担着不同的国家职能。任何改革都会受到时代限制,清末民初中央监察制度的改革恰是震荡最小的选择。集纠弹与裁判于一体、双机构并行的中央监察与行政诉讼体制,在监察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过渡价值。
摘 要: 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为了打消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思想顾虑, 有必要在组织层面健全干部容错机制, 以激励其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重要要求, 无疑为精准界定容错边界、规范容错纠错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但在实践中, “不会容” “不敢容” “不管容” “不愿容” 和 “不易容” 等问题依旧突出, 究其根源则在于容错标准不一、责任追究顾虑、担当精神缺失、容错意识薄弱和程序启动困难。为此, 需从统一容错标准、强化责任担当、压实主体责任、深化思想认识、拓宽启动渠道等方面多管齐下, 以推动容错工作能够落地落实。此外, 配套机制的建设对于容错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也至关重要, 通过构建包括精准问责、事前报备、容错纠错并举、澄清正名和教育转化的配套机制, 并在实践中逐步实现“三个区分开来”的具体化, 可以有效破除干部创业过程中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 让其能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勇于作为。
摘 要:在我国,银发经济的发展正在经历从国民经济从属板块向结构性支撑力量转变的关键转型,呈现“战略嵌入型”发展的鲜明特征,同时承载增进老年福祉的民生使命与释放内需潜力的经济使命。双重功能的叠加,使其治理逻辑无法简单套用以市场自发秩序为基础的分析框架,需要建构能够同时容纳国家战略导向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协同治理框架。本文从场域分析视角出发,以公益性程度与市场化程度为两个基本维度,构建银发经济场域划分的四象限矩阵,以区分兜底保障、普惠融合、市场主导、新兴孵化四类典型场域。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场域的属性特征、治理逻辑与政市协同方式进行分析,考察制度创新、技术迭代、人口结构与财政约束驱动下场域边界的动态转换机制。研究表明,银发经济内部存在显著的属性差异,不同场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呈现多形态分异,有效的协同治理必须建立在场域属性的准确识别与差异化策略的精准匹配之上。进而,基于场域分异的政策进路可概括为,兜底保障场域重在明确责任边界与效率改进,普惠融合场域重在合约优化与激励相容,市场主导场域重在负面清单管理与标准规范,新兴孵化场域重在风险分担与场景开放。
摘 要: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整体印象及认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维度。高校助力国家形象塑造的使命担当在于发挥好自身优势,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满足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现实需要,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结合既有研究与实证分析来看,高校助力国家形象塑造的实践效能具有多元性特征,主要包括以培养兼具民族情怀和国际视野的专业化人才,以扎实的科学研究,以服务国家需要、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形式助力国家形象塑造,进而彰显高校的结构性优势和治理现代化效能。研究发现,高校助力国家形象塑造的使命担当和实践形式通过“创新扩散”的方式形成了契合中国场域的经验启示。具体而言,一是高校助力国家形象塑造要以“党建引领”为机制保障;二是以“因校制宜”为方法论遵循;三是以“构建国家内涵”和“提升国家引力”为着力点;四是以高校“五大职能”为重要依托。
摘 要:土地征收决定权是各级政府作出土地征收决定的权力基础,其行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关涉土地征收的质效。在规范与实证的双重逻辑下,土地征收决定权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市县级人民政府之间通过程序性衔接实现权力配置。从程序法视角出发对土地征收决定权进行有效规制,既是深化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重要切口,也是通过优化权力运行机制实现公民有效参与、维护合法权益的制度前提,更是推动形式合法与实质正义相统一、从根本上防范后续征收纠纷的关键环节。建构土地征收决定权的程序法框架,应重点完善信息公示制度、公共参与制度和监督制度。具体而言,征收范围内土地权利人与征收范围外利益相关人所受影响不同,呈现特点亦不相同,应据此对公示内容、形式、地点和对象等作出相应调整,并在完善听证程序的基础上赋予不同主体差异化的意见表达权重系数;此外,还应基于现有行政体制内监督制度,加强人大和政协监督、司法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等行政体制外监督制度的建设。
摘 要:干部驻村制度的优势转化不仅直接关涉乡村发展效能的提升程度,也深刻影响推进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成效。既有研究多将干部驻村成效归因于外部资源输入或组织嵌入,相对忽略了国家力量与乡村社会互动中内生发展动力的生成逻辑与递进机制。尤其对于处在国家与社会交汇点、直面基层群众的驻村干部而言,其帮扶行为的有效性及演化机制更为独特。通过对陕西L县Y村干部驻村运作的案例进行探索,发现干部驻村推动乡村内生发展包含三重递进逻辑:底层逻辑为国家力量嵌入的“输血”机制,中层逻辑为治理资源整合的“活血”机制,顶层逻辑则为平台机制赋能的“造血”机制。在“结构—过程—行动”的分析视角下,驻村干部兼具国家代理人身份与乡村嵌入者角色,面临从外部输血到内部造血的阶段性跃迁困境,其帮扶行为继而成为实践理性下的权变选择,且形态随发展阶段呈现差异化面向。本文构建了“赋能式嵌入”的理论框架,纳入主体结构优化、治理资源统合与平台机制赋能作为核心变量,拓展了干部驻村研究的解释边界,刻画了乡村内生发展的复杂图景与实现机制,为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乡村发展效能提供了现实优化路径。
摘 要:村级治理行政化往何处去事关基层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村级治理行政化呈现出非均质和非线性特征。对我国村级治理行政化的经验予以检视,建构“半行政化”和“完全行政化”两种理想类型,并基于其运行机制分析探讨村级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东部地区通过资源输入和规则嵌入对村级组织进行科层化改造,形成了“完全行政化”村级治理模式;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则在财政约束下形成了“半行政化”村级治理模式,表现为一种有限行政化状态。研究表明,“完全行政化”模式因多重实践困境而存在可持续性和推广性方面的挑战,“半行政化”模式也并非通向“完全行政化”的过渡阶段,而是具备向简约科层治理转型的多重可能性。简约科层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范式,在治理目标设定、权力运行机制、组织结构设计、治理工具选择等方面,均展现出简约性和有效性的双重特质,既保留了行政体系的技术优势,又延续了传统简约治理因子,为破解当前村级治理行政化悖论提供了可行方案。
摘 要: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基层监督在传统模式下长期面临信息不对称、过度依赖人工操作、跨部门数据孤立以及底层数据失准等“系统性梗阻”。通过对农村养老金发放机制的考察,系统梳理出基层监督的深层次困境。在实践维度上,基层经办力量兼职化运行;在效率维度上,资格认证流程繁琐,海量信息处理超出人力极限;在公平维度上,熟人社会背景下的“人情认证”与数据失真相互交织,难以有效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为此,通过数字技术可以构建起农村养老金发放监督困境的多层次破解路径:构建多源数据整合的精准发现机制、数字孪生多模态认证体系、全域数据质量管控体系以及大数据驱动的主动预警机制,有效打破“信息孤岛”,推动基层监督范式向“数智”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