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一项融合理论创新的深刻洞察与实践发展迫切需求的开创性、历史性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其强烈的现实解释力、实践引领力,为这一宏伟目标和伟大事业的实现提供了明确的实践指引,开辟了更为宽广的发展路径。从实践立场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融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思维,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的总体脉络和基石。从实践视野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演进的宏大背景,深入剖析中华文化如何与世界文化共创、共建、共享,凸显鲜明的民族特性与世界意识。从实践布局看,“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的核心要点,搭建起一套完整的实践总体框架。从实践导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明晰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方法导向,为推进中华文明建设指明实践进路。
摘要:深入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理论精髓与实践要求,必须秉持辩证思维范式,穿透其理论内核的辩证张力。要在内因与外因的统一中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机理、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赓续党的自我革命的脉动节律、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的发展动力、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协同中优化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方略、在着眼显绩与深耕潜绩的结合中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的价值旨归。这种多维辩证的分析方法,不仅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内在逻辑,而且为新时代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摘要:“三治融合”产生于地方乡村治理实践,经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模式。“三治融合”不仅优化了基层治理结构,还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传承中华文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的重要创新。地方治理实践表明,在构建治理有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进程中,“三治融合”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但其在实践中仍存在乡村“空心化”问题突出、部分村民和村干部法律意识淡薄、市场经济负面因素冲击着道德教化的作用等现实问题。应充分发挥政策引领,打造人才回村良好生态;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学习,健全现代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塑造新时代德治方式,全面推进数字化乡村文化建设,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乡村善治之路。
摘要:乡村社会既是乡民的生存和生活空间,也是各种主体的竞争和博弈场域。从乡民间的日常细事纷纷,到村际、族际的竞争性冲突,再到与政府公权力及上下阶层对立相关的反应型冲突,将其从“事件”还原为“过程”和“实践”可以发现,不同形式和烈度的日常纠纷和社会冲突,看似“非常”,实则构成乡村生活的常态。而三者的关联互动表明,近代浙南乡村并非静态的“自治共同体”,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纠纷和冲突实践,展现了乡村民众应对内外压力的复杂能动性,同时也为理解近代乡村社会危机和乡村革命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线索。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湖北孕育的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犹如三座巍峨丰碑,既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密码,更以“坚守信念”为精神之锚、“斗争精神”为奋进之楫、“治理智慧”为发展之舵,构建起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链条。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死较量,到和平建设时期的自然挑战,再到新的历史时期的公共卫生危机,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以“救国—富国一强国”的历史演进逻辑,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意志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奉献情怀,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传承提供了湖北样本。
摘要: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呈现出一定的混乱与模糊,主要原因是刑事和解与刑事赔偿谅解在功能上出现了重叠与混同。从适用条件和对量刑的影响上看,刑事和解制度的主要立法目的在于规避“轻罪不轻”的弊端。在刑事和解与刑事赔偿谅解的关系上,刑事和解以赔偿谅解为前提,是法律在赔偿谅解从宽处罚的基础上,针对人身危险性较低的轻罪犯罪人进一步从宽处罚的特殊规定。刑事和解与刑事赔偿谅解在量刑中的适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度关注被害人的谅解态度而忽视了犯罪人的赔偿行为所体现的规范价值;二是在法定犯中适用困难而导致量刑失衡。应将刑事赔偿谅解拆解为积极赔偿与被害人谅解两个独立的量刑要素,分离二者对量刑的影响,并尝试扩张适用刑事赔偿谅解制度,探讨法定犯中适用刑事赔偿谅解制度的可行方法。
摘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鲜明地折射出不同时代的特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李双双为典型的新女性,秉持“正气”,在国家培育下主体意识觉醒,获得男女平等的身份与政治地位,积极投身社会建设。改革开放后,一批新女性展现出实干“狠劲”,她们进入城市、商场、职场拼搏奋进,甚至近乎严苛地自我压榨,初具契约观念、法治精神与理性经济人特质,成为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边际人。进入21世纪,众多乡村新女性展现出“巧劲”,逐步熟悉了市场经济规则,其中既有返乡创业的女强人,也有情感婚恋独立、凭借知识改变命运的新女性,更有冲破禁忌者、文化传承者以及造福乡里的女干部。乡村新女性形象的不断涌现,彰显出国家引导与民间自发生产相结合的中国经验。
摘要:由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倪某某盗窃案”所确立的“盗窃债权说”,在《刑法》第265条的解释上,引发了对“转移占有”这一构成要件“取消还是坚守”的争论。从“盗窃债权说”出发,将本条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号码”解释为无需转移占有即可构成盗窃罪,破坏了转移占有作为盗窃罪构成要件的地位;而为了维护转移占有的构成要件地位,主张对“盗接”和“复制”行为需要“使用”才可构成盗窃罪的观点,涉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与转移占有的构成要件地位均应得到维护,二者兼得的解释进路是:“盗接”和“复制”行为系“使用”的预备行为或帮助行为,《刑法》第265条既处罚转移占有的正犯行为,也将尚未转移占有的非正犯行为做正犯化处罚。
摘要:易学、道学和中国古代科学哲学是唐明邦的主要研究领域,狠抓“两典”、“深打井,缓开沟”和“藤瓜并举”是其主要的治学方法。唐明邦是当代中国易学研究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之一,著有《邵雍评传》《易学源流举要》以及主编有《周易纵横录》等书。他也是一位易学家,《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和《周易通雅》两书同时体现了其易学观和易学思想。唐明邦重视哲学易,尤其是《周易》经传及易学中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重视人文易,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人文价值观念;重视科学易,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传统气论及阴阳五行思想;重视政治易,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经世管理思想;重视象数易,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象数思维。他研《易》的旨趣是《周易》的大用,表现在人文教化、政治经世和哲理思维三个方面。《论道崇真集》体现了唐明邦的道学研究成绩,其旨趣在于探寻生命之“道”和生命之“真”。《李时珍评传》是唐明邦的代表作,此书从哲学角度探讨了李时珍勇攀科学高峰的秘密,认为其创新精神来源于辩证的思维方法、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和元气化生论的自然哲学。2012年,唐明邦将自己一生的学术学问归纳和统称为“天人之学”,提出了“以人造天”的观点。
摘要: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遵循,是加快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师道文化、高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等多重语境交织的必然产物。作为标识性概念,教育家精神话语为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话语叙事确立了价值方向与思想基源,为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话语创新树立了新的典范,为构建全球教师高质量发展叙事框架贡献了中国智慧,具有重要的原创性价值。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要把明师德、强师能、铸师魂作为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