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投资于人”已从单纯的经济学政策工具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要素。如果仅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出发,以工具理性与产出效率衡量其价值,那么它深层的存在论本质便会被遮蔽。基于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投资于人”的哲学本质,有助于揭示其所引发的从资本形而上学向人的感性存在论的范式变革。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驾驭资本,消解资本逻辑,推动现代化重心从物的积累转向人的发展。破除资本逻辑对人的量化绑架,实现投资从资本增殖手段向人的本质确证的回归。由此,“投资于人”以人本逻辑取代资本逻辑,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指向,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哲学根基。
[摘 要] 技术封建主义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的热点议题,但对其生态逻辑的分析属于“失落的一环”,需要基于马克思的生态批判思想,探讨技术封建主义的灾变叙事。技术封建主义暗藏三个生态学层面的隐喻——“庄园”“旋涡”和“裂缝”。“庄园”表征技术封建主义从“社会工厂”到“社会庄园”的生产模式转变,揭示其“技术—数据”垄断特性;“旋涡”刻画出技术封建主义的“中心—外围”结构,呈现其时空重塑机制和自我覆灭结局;“裂缝”则凸显出技术封建主义固有的“自然—社会”物质变换断裂问题。技术封建主义的灾变危机源于资本逻辑的劣根性,作为资本主义的“新变体”和“新叙事”,其仍旧无法从资本主义的客观局限性中逃逸。
[摘 要]加州意识形态是20世纪末兴起于硅谷的独特思想体系,融合了嬉皮士反主流文化的自由精神与企业家自由市场的激进信念,构建起一套以数字技术解放潜能为核心的宏大叙事。该意识形态起初许诺打破国家与工业巨头的集中权威,打造一个去中心化、个人赋权且自由平等的数字乌托邦。然而,这一愿景非但未能实现,反而催生了以谷歌、亚马逊、Meta、苹果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并演化为集平台垄断、数字依附与算法统治于一体的技术封建主义秩序。去中心化的悖论、自由的幻想以及去政治化的陷阱,揭示了加州意识形态从技术解放叙事向技术封建主义秩序的嬗变过程。只有从意识形态祛魅、制度法律约束与主体性重塑三个层面来消解幻象,才能走向真正的技术民主化。
[摘 要] 多民族国家需要有效化解国家共同性与民族差异性、主权均质化与民族空间自主性之间的冲突。现代国族的建构是要在人人平等的道德原则之上确立各民族的集体生活秩序,寻求国家公共管理的均质化与私人领域自主化、多样化的结合,形塑流动的族群边界与包容的社会空间结构,进而形成各民族结构性的利益协同与多元一体的生活样态。古代中国的“天下”空间是等级性、差异性的,而近代时空压缩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自身的均质化进程。中华民族的均质化治理在于,建构平等的公民身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动各民族的互嵌融居与共同富裕,以公平公正的道义原则塑造各民族的公共道德理想和文化精神。
[摘 要] 国家资源下乡带来农村外源式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千万工程”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口,通过“再造村庄”探索出新内源式发展路径。通过个案追踪,拓展“情境化理性”分析视角,建构理性行动“科尔曼之舟”分析框架,可以解释国家资源下乡透过基层多元行动者经营促成新内源式发展的理性经营机制。其一,宏观条件约束微观行动的情境机制,严密考核与“同意理解”驱动行动者主动攻坚经营。行动者理性权衡科层与乡土结构情境,发挥主动性执行资源下乡任务,盘活土地空间功能,激活内生发展资源。其二,微观条件促成微观选择的行动形成机制,双重激励与在地化理性计算助推行动者灵活性进取经营。行动者以项目巧妙适配低治理成本并选择契合乡土民情的理性经营策略,嵌入村庄社会关系的情境化理性沉淀为多元行动者共享的价值规范和行为方式,进而转化为村庄长效发展的内生能力。其三,微观选择迈向宏观结果的转化机制。行动者依托积分制度规则构造激励相容动员村民加入集体行动克服“搭便车”困境,村集体组织“均衡带动”发展路径有效处理村集体与个体关系,破解个体理性选择无序“加总”带来的零和博弈集体行动困境。基层多元行动者理性经营的“宏观—微观—宏观”连接机制构造了农村新内源式发展的有效路径。
[摘 要]传统的政策执行强效果往往是在强激励情景下产生的,那么,弱激励情景是否会产出政策执行强效果,便值得进一步思考。构建弱激励情景下公共机构主动执行节能降碳政策的过程解释模型,有助于揭示我国公共机构执行节能降碳政策“主动作为”的动机来源、行为选择及结果。客观来看,在遵从意愿与问题倒逼的双源驱动下,公共机构落实节能降碳政策的积极性与能动性被极大激发。控制式执行与创造式执行两大策略的运用,推动构建了“要素黏合、内外互动、动静结合”的协同执行框架,从而促使政策执行行动转化为良好的执行效能,确保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效益的高水平产出。对弱激励与强效果之间的关系分析,可以为弱激励情景下的中国特色公共政策执行理论建构提供有益借鉴。
[摘 要]在思维学领域,劳动二重性与简单劳动必须被视为对象思维和它的历史存在的同一。否则,一般读者将难以理解,简单劳动的标准(价值主体的矛盾读法)和价值的知识立法(价值客体的知识读法)之间乃至主体和客体的批判规定之间的认识关联。作为隐藏在价值实体规定性背后的主体范畴,简单劳动在秩序上支配价值实在的全部理论概念活动——包括价值的直接生产、系统代谢(系统实现)以及市场实现的各个运动环节的历史知识问题。一言以蔽之,系统性的简单劳动才真正是雇佣劳动的对象形态,并且,简单劳动本身就代表一种历史秩序性。基于这种意义,在当下时代,简单劳动的消亡是可能的,而劳动本身的消亡是不可能的。批判的武器无法替代武器的批判。新时代的行动方略是坚持沿着马克思主义主体论路径前进:以秩序史观破除逻辑闭环,以新质瓦解旧质。可见,总揽劳动研究的正是新质劳动方式针对物统治秩序所发起的历史终结行动,其为新时代劳动解放提供原创性《资本论》体系学支撑。
[摘 要]“中国人经济”是一个统计概念,侧重于GNI核算。近年来中国的GNI持续低于GDP,反映出中国对外支付的收益规模超过从国外获得的收益规模、对外净初次分配收入为负的结构性特征。“中国人经济”理念对核算体系提出了从唯规模论向质效与公平并重转型,实现流量、存量、分配三大维度的全覆盖,突破传统生产边界、资产边界、地域边界,创新技术方法以适配新核算框架,强化决策支撑与治理赋能的功能转型,完善与国际核算规则的衔接及自主创新等新要求。同时,新核算体系面临复杂的技术挑战和数据可获得性问题,两者共同构成对“中国人经济”理念落实的刚性制约。新核算体系建设应遵循基础准备、框架拓展与体系深化的思路分阶段推进。“中国人经济”新核算体系支撑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在于细化国民要素收益度量,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加强国民财富存流量监测,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统筹对外开放力度,筑牢宏观经济防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培育持久内生动能。
[摘 要]数字科技的广泛应用为社会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也对老年群体的生活提出了新的挑战。相较于数字原住民而言,老年人作为数字移民脱节于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在智能化场景中其基本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容易陷入数字贫困。从法律层面来看,老年数字贫困的本质在于数字平等权的缺失,数字时代平等权虽然存在数字化危机,但也被数字化所重塑。为此,需要从社会法的法理动因与规范基础视角来探索老年数字贫困治理,明确社会法视角下老年数字平等权由数字参与转向共建共享,进而对其平等权规范进行基准设计,达到澄清老年数字平等权基本内容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还需将老年数字平等权转化为社会法治理的具体制度,以满足治理的需求。此时,应当厘清老年数字贫困社会法治理存在的制度障碍,剔除影响社会法治理的因素,进而通过提升科技适老度、强化社会多元参与、维护老年数字尊严和差异化提供老年数字服务四个方面,构建新时代老年数字贫困社会法治理规则。
[摘 要]法院参与基层治理契合整体性治理理念,旨在有效地化解和预防基层纠纷。治理理论赋予法院延伸审判职能的正当性,使法院能够在诉讼解纷的基础上,采用非诉讼的柔性方式预防基层纠纷。多元解纷机制为法院参与基层治理建构了主导型和参与型的双重路径,旨在调动其他基层治理主体积极性,以非诉方式预防和化解纠纷。但在实践中,法院非诉讼解纷方式的广泛应用致使其逐渐偏离司法者角色的应然定位,呈现出治理者角色的实然现状,造成法院化解纠纷的本位功能逐渐失调。面对法院司法者与治理者角色之间的龃龉,法院在基层解纷工作中必须把握底线思维,与其他基层解纷主体之间形成功能互嵌的解纷结构,并由主导推动的实然角色退居至辅助参与的应然角色,专注于基层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在优化基层解纷程序层面,法院应在诉前优化诉非衔接机制,在诉中切实增强案件裁判的说理功能,在诉后聚焦司法建议的针对性,强化典型案例的法律统一适用功能。
[摘 要]新污染物法律治理既是出于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为缔约国所设定的条约遵守义务而作出的重大政治抉择,又是法政策学所主张的通过政策法律化来有效消解政策赋能新污染物治理弊端的应有之义。作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兴环境法律问题,新污染物治理的立法回应在农业、化妆品、污染防治等领域目前虽然有迹可循,但距离环境风险管控提出的规范要求尚存在较大差距:法律依据庞杂分散、权力与权利主体间存在结构性失衡、环境风险治理的制度安排存在体系疏漏,集中暴露出我国新污染物法律治理的问题。为此,应将规范创设、机制因应和制度补强作为新污染物法律治理困境的破局之策:首先,《生态环境法典》本身所具有的体系化效益与法源统合功能,为新污染物治理法律供给范式的转型与重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契机。未来在新污染物治理专项立法的制定中,应保证所有立法内容与法典中与新污染物治理相关的规范表达保持内在的协调,以夯实新污染物治理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基础。其次,建立新污染物治理的多元共治机制,推动新污染物治理形成共识、共建与共享的善治图景。最后,为实现对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的周延治理,有必要构建起以“风险预防—过程控制—事后救济”为规制逻辑或类型构造的全流程性法律制度体系。
[摘 要] 场馆教育旨在构建基于真实情境的体验式学习,是建设未来教育体系的重要支点。然而,传统的场馆教育遵循一种符号展演的惯性模式,面临“去语境化”引发学生对符号域的理解断层、直接映射导致学生对文化意象的刚性接受、媒介失真致使学生与物的交互关系呈现表层化联结等问题,亟须超越简单的知识传递,转向符号叙事基础上的文化转译。基于转译的层次与符号学理论的结合,文化转译下场馆教育的符号叙事具有“情境—意象—身体”的三重建构逻辑,即在文化母题的情境转译上搭建语境还原下多模态话语耦合的叙事结构,在文化表征的意象转译上呈现镜像编码中修辞意指的叙事手法,在文化互动的身体转译上设计分层开发下交互共生的叙事互动。基于此,场馆教育需要尊重符号联结的知识境脉,促进场馆课程设计的结构化;把握符号表意的加工机制,实现场馆意象表达的协调性;创新符号传播的技术媒介,达成场馆主体互动的具身化。
[摘 要]教科书插图是与教科书文字互补、协同表意的图像符号。其表意机制遵循皮尔斯的“编码—传达—解释”动态过程。具体而言,在编码阶段,通过聚合轴的选择与组合轴的互动,建构出再现体;继而,该再现体经由物质性中介与感知性渠道在传达阶段被传递与转译;最终,在解释阶段,学生基于因果效验触发对直接对象的感知,展开个体化的意义衍义,形成多元的实际解释项,并在教学互动中,通过师生对话实现个体解释与公共意义协商,促使实际解释项向预设的教育目标收敛,暂时完成一个阶段的表意。然而,这一机制在实践中面临三个核心难点:意图意义、文本意义与解释意义三个环节的衔接断裂,教学所需意义定点在无限衍义中的锚定困难,插图静态属性导致的表意渠道局限。为突破表意的难点,应构建科学设计插图、拓展表意渠道、构建元语言系统的表意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