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渔是中国古代戏曲宾白理论及其创作的集大成者,极大提高了宾白在戏曲中的重要性。本文主要以他的“十种曲”中的《奈何天》为文本,结合他的戏曲理论著作《李笠翁曲话》,来探讨在具体的戏曲作品中李渔是如何实践其宾白理论的。
【摘要】《长恨歌》中的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串联情节与深化主题的核心力量。弄堂、片厂等核心空间意象,构成了王琦瑶悲剧命运的深层隐喻;时间通过空间的转换得以呈现,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脉络;心理空间、并置手法的运用,增强了文本的审美张力。本文揭示了空间的多重叙事功能,为理解王安忆小说的艺术成就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探讨文学中的城市空间书写提供了具体案例。
【摘要】阿来作为行走在川藏高原上的诗意栖居者,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以藏族嘉绒土司制度的消亡史为载体,构建了交织着自然生态破坏、文化生态崩塌与人性生态异化的文学世界。其生态书写既包含对罂粟种植导致土地荒漠化的现实批判,也深植于藏民族“万物有灵”的传统生态智慧,形成了独特的“生态寓言”叙事。近年来学界对该作品的研究多集中于民族志书写、现代性反思等领域,而从生态批评视角展开的系统性研究仍有较大拓展空间。本文拟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的方式,以“自然生态书写、文化生态书写、人性生态书写”为视角,运用存在主义、深层生态学理论和现代性理论,阐述阿来在《尘埃落定》中的生态意识书写与生态寓言建构。
【摘要】杨志军的儿童小说《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突破传统叙事中空间作为静态背景的局限,将三江源地理空间转化为具有主体性的叙事力量,使雪山、河流与生灵共同言说生态伦理的真谛;通过家庭空间的裂解与重构、民族交融空间的代际传承,以及小海救护站这一共同体的建立,构建了一个以生态为中心的宏大社会空间图景。本文以《三江源的扎西德勒》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叙事学理论,系统分析作品的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与生态意识建构。在这一空间叙事框架下,空间本身成为推动情节、塑造人物、传递价值的核心动力。当人与动物的雕像并立于格拉丹东雪山之巅,小说所确立的“生命平等”伦理与“扎西德勒”的精神,便超越了文本边界,成为召唤读者行动的现实力量。
【摘要】清代中期传统礼教与世俗思潮碰撞、雅俗文化深度交融,志怪小说创作迎来高峰。袁枚的《子不语》作为清代三大志怪小说集之一,集中承载了这一时期的文人思想与世俗文化特质。作品既解构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又对人性本真作出辩证审视,还全景式地映照出清代社会的现实图景。本文将《子不语》置于清代中期传统礼教与世俗思潮碰撞的社会语境中,结合袁枚“性灵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核心主张,对其思想意蕴展开系统性研究。
【摘要】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裹尸布》(Kafan)发表于1936年, 是其创作生涯晚期的代表作之一, 作品尖锐地批判了印度社会, 颇具影响力。本文以小说文本为研究对象, 以核心线索裹尸布为切入点, 探讨其作为物质实体与象征标签的多重意义。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标题核心意象的“裹尸布”, 在故事里从未真正出现。小说呈现了“葬礼优先于哀悼”的特殊逻辑, 暴露出种姓社会对死亡仪式的形式化远胜于对生命本身的关怀; 父子二人将丧葬捐款用于吃喝的行为, 折射出低种姓群体在生存资料与死亡尊严之间的被迫选择; 而达利特女性布迪娅的无声死亡, 则集中体现了种姓、阶级与性别三重压迫的交织。小说以筹款购买裹尸布起始, 以终未购买裹尸布告终, 作者借助裹尸布的“缺席”, 批判了印度教丧葬仪式的虚伪性、种姓等级制度的严苛性, 以及达利特女性处境的苦难性。
【摘要】《撒旦探戈》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对世界进行预言的一次文学实验。该小说借由“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环形叙事结构和社会隐喻展开创作:拉斯洛用其独特的长句尝试对世界本身进行“忠实摹写”;用精心设计的环形叙事结构表达“历史无意义无结局”“世界只是一个循环往复、无法逃逸的怪圈”的思想;同时以群体主人公在异化的人际关系中走向反抗与循环的生存困境,完成对社会的深刻隐喻。小说中的人物常以监视和欺骗为手段,实现隔绝式的依存关系,并在异化的人际关系中走向无望的反抗与循环。在这样的隐喻中,拉斯洛表达了要在无望的等待中不放弃等待,在绝望之后依旧选择行动的生活态度。由此,拉斯洛完成了对复杂世界进行预言的文学实验。
【摘要】小川洋子的《妊娠日历》以冷静克制的叙述笔调,呈现了叙述者对姐姐妊娠过程中身体与心理变化的持续观察。作品显示,医学权力并非仅在“医院”这一制度性空间中显现,而是通过语言与日常行为的中介机制渗透至“家庭”内部,从而将妊娠转化为一种被规范化的生命政治实践。本文在米歇尔·福柯的规训理论、雅克·拉康的“凝视”概念以及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的理论框架下,考察“医院”与“家庭”两种空间中医学权力的具体运作机制。研究认为,作品中人物所呈现的疏离感可被理解为空间规训作用的结果,从而为文本解读提供了一种空间化的分析视角。
【摘要】在《亨利四世》这部历史剧中,莎士比亚塑造了福斯塔夫和哈尔这两个“表演型角色”,他们为了生存而“表演”,采用了不同的表演方式,福斯塔夫是本能的、即兴的表演,哈尔亲王是蓄意的表演并兼有导演的身份。尽管他们在表演中是互相利用的共同体,但随着剧本的结束,他们的表演也随之崩塌。
【摘要】“夕归”是中国古代诗歌中一个常见的场景。这一场景被历代诗人不断地重复使用,从《诗经》到曹植,再到陶渊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夕归”场景完成了从初萌到成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折射了中国古典诗歌从童蒙到少年再到成年的成长过程,成为中国诗歌情景交融的一个特殊范例。在《诗经》之后,真正将“夕归”场景变成一种范式固定下来,并达到极高成就的是陶渊明。这一场景在他的手中面貌一新,从精神内蕴到艺术手法都有了开创性的发展,以独一无二的面目打上了陶渊明的烙印,对后代作家影响深远。
【摘要】本文以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为研究对象,聚焦其“整合型文学史观”的理论构建与实践,通过分析陈平原对1898年至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型的研究,揭示其文学史观的三大核心特征:其一,中西兼顾的研究视角,既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又挖掘中国“史传”“诗骚”传统的深层影响,提出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双重合力”论;其二,内外沟通的研究路径,突破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以“叙事者”为枢纽,将小说形式的嬗变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制度变迁动态关联,构建“文体—制度—精神”辩证研究框架;其三,实证方法支撑,通过抽样分析797部小说文本、量化统计叙事模式数据,结合个案深描,科学论证叙事转型的轨迹与动因。陈平原以形式研究为基点,激活文学史书写的整体性视野,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突破与示范。
【摘要】《山海经》一书类属变化较为明显,从汉代的数术略-形法类演变至史部-地理类,再到后期又转向子部-小说家类。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山海经》复杂多元的文本性质,另一方面,不同目录书所处时代的主流文化不断变化、编目者的分类思想和目录学体系也不断完善,促使《山海经》由“真实”走向“虚幻”,目录类属也由宽泛的分类转变为更精准、更科学的划分。
【摘要】高蟾是晚唐寒士诗人的典型代表,在《全唐诗》中存诗三十六首,其“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等诗句流传很广,并为后世文人反复引用,却鲜有人对其诗歌艺术进行研究。其诗歌不同于温李的绮艳华靡,也区别于晚唐隐逸诗的闲旷疏淡,而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在艺术特点上,他以绝句为长,以比兴为骨,意象群特点突出,更有着不尚雕琢、清峻冷峭的语言特色。他不仅在晚唐诗坛中开辟了自己的诗风新路,也对后世文人作品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摘要】作为新加坡第二代华文文学的代表性女作家,孙爱玲以女性书写的细腻笔触呈现了她记忆里的中国文化。她的寻根小说以粤剧、广绣、茶艺、蜡染等中华非遗符号搭建起跨地域的文化传承桥梁;又以深沉真挚的母性情怀,贯通传统与现代思想赓续的脉络。以女性为核心的代际传承是孙爱玲作为海外移民的精神回溯和情感寄托,也是她作品里中国叙事的核心母题。
【摘要】沈从文的乡土小说用浪漫主义的笔触建构了湘西地区独特的自然和人文风情,表现出疏离现代性的反现代性立场。在小说结构上,沈从文运用了循环回溯的时间观念;在小说内容上,通过对自然节律的循环变化和民俗节日的多次描写体现了顺应自然的时间感知。沈从文建构了一个抒情化的空间主体——湘西世界,其中既有如诗如画的自然风景描摹,又有乡下人身上顽强的生命力、重义轻利的淳朴价值观等人情世界的呈现。
【摘要】苏轼笔下的“舟”意象功能演进过程,可分为实用之舟、情感之舟、隐喻之舟、哲学之舟四个时期,最终成为宇宙意识和生命境界的象征。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苏轼对传统文学意象的继承与开拓,更展现了苏轼将独特的生命体验融通儒、释、道的哲学思考,为中国古典意象的个性化书写提供了范式。
【摘要】贾谊身处汉初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秦朝以法为治而速亡的教训与汉承秦制后礼教废弛的现实,致力于构建一套兼采儒法的治理体系。其理论构建呈现为三个维度:在制度层面,以礼为教化之具、以法为持循之准,实现礼法功能互补;在价值层面,坚持德教为本、刑罚为辅,将德治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在政治哲学层面,将仁义与权势统一于治理实践,即仁义为芒刃、权势为斤斧,二者各司其职、相互成就。这种“体用一源、儒法合流”的思想,为汉代的政治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摘要】聊城王门后学又被称为“东昌王学”,据黄宗羲《明儒学案》及《王阳明全集》所列北方王门学者,“聊城七贤”是山东阳明后学文脉传承主体,“聊城七贤”包括穆孔晖(玄庵)、王道(文定)、张后觉(弘山)、孟秋(我疆)、赵维新(素衷)、王汝训(古师)、逯中立(与权)七位学者。根据目前所涉学人著作和思想内容,前五位学人有明确的思想著述问世,王汝训、逯中立两位主要以践行为要。“七贤”中,穆孔晖是山东王学的第一个传播者,其兼修儒释、打破了心学壁垒,具有“援佛释儒”的思想倾向,王道、张后觉、孟秋、赵维新等学人在开拓心学本体境界、深化心学内涵以及体用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形成了心体原虚、心境渊如的本体观;道通归一、体用一源的境界观和力践行持、涵养志仁经世观。从而打破文字相和学派壁垒,廓清心学学脉传承过程中重理论轻践行的局限,形成“本体—工夫—事功”逻辑闭环,是明代山东地域文化中“居敬志仁”“经世履践”等士人精神的集中体现。
【摘要】清华简《畏天用身》首次颁布于2023年末,简文围绕天人关系展开了一系列论述,是研究先秦思想史的重要文献。学界围绕《畏天用身》中的字词释读、哲学思想、学派归属等诸多方面展开了研究,成果丰硕。本文重点就《畏天用身》相关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以期有裨于学界。
【摘要】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性问题”的一系列思考与论述,实现了哲学史上关于人的理论从“抽象的个人”到“现实的个人”的质的飞跃,进而建构起以“现实的个人”为指向的新的人学研究范式。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国“现实的落后”与“思想的超前”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批判“旧世界”,反击“莱比锡宗教会议”,阐发了“新世界”,继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人学思想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和前提,揭示了人的真正本质。因此,研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理解“现实的个人”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唯物辩证法与中庸之道之间有着深刻的互补逻辑: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性”能为中庸之道注入不可或缺的活力与革命批判精神;而中庸之道的“和谐性”则可以为唯物辩证法确立发展的价值方向与伦理边界。深入二者的核心逻辑肌理,会发现它们在宇宙观、矛盾观与发展观上存在着内在相通与深切呼应,这为二者的深度互鉴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摘要】17世纪末起,科学与理性的光辉照耀欧洲,瓦解了封建专制与宗教神权的统治根基,为人们点燃了驱散蒙昧的精神火炬。然而,思想启蒙的结果并未如预想般乐观,在技术万能与资本逻辑的建制化裹挟下,其最具价值的批判与超越精神遭到瓦解,被异化为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由此衍生的工具理性不断扩张,将人们禁锢在先验的认知框架内,为证明自身合法性而追寻虚幻的意义,从而深陷“启蒙的敲诈”。本文通过回溯思想启蒙的历史进程,揭示启蒙理性如何塑造现代认知方式,帮助人类摆脱旧秩序的束缚;剖析为何高度理性化的现代制度反而使人陷入更深的恐惧与支配,最终揭示思想启蒙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在于:在节制与限度中永葆批判与超越精神。
【摘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经典文本,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对全部旧哲学的清算,正式创立科学实践观与新唯物主义,为人的解放学说筑牢哲学根基。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方式,辨析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实践的认知局限,阐释马克思实践范畴的科学内涵;依托“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核心论断,从精神观念解缚、现实社会变革两重维度阐释人的解放要义;系统梳理实践与人的解放内在逻辑:实践是把握现实个体的理论起点,革命性实践是破除个体发展束缚的现实中介,以实践变革社会、实现人的完整发展是新唯物主义的价值归宿。
【摘要】孔子“伦理—道德一体、伦理认同优先或伦理优位”与苏格拉底“伦理—道德分离、道德优先于伦理”的伦理理论之间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两人的德育思想在德育目标、德育方法和德育内容上的根本差异。在德育目标上,孔子的目标在于使个体和社会“立于礼”,苏格拉底的目标在于教人追求或探寻善的“绝对知识”。在德育方法上,孔子采用的是个性化教学法和情境教学法,苏格拉底采用的是“启发式”教学法。在德育内容上,孔子的德育内容具体而丰富,而苏格拉底的德育内容却只有抽象的概念形式。
【摘要】舍勒在哲学人类学中反复表明过一种看法: 动物仅拥有周围世界, 而人拥有世界。这种区分以于克斯屈尔的周围世界(Umwelt)理论为根基。但于克斯屈尔的理论隐含一个困境: 主体被封闭在由自身结构决定的符号世界之中。本文认为, 舍勒对此的接受与超越, 关键在于对德语前缀“Um-”(周围、环绕)所暗示的“中心-周围”结构的突破。接受方面, 舍勒通过“身体-周围世界”这一对子, 揭示生命体如何主动将周遭环境切分为属于自身的意义世界, 并将此结构延伸至价值维度。超越方面, 舍勒指出拥有精神的人能够打破“Um-”的束缚, 以现象学直观突破符号性认识的困境, 从而走向完整的“世界”(Welt)本身。
【摘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感性”概念出发,展开对以往的思辨哲学及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开启了“新唯物主义”转向。其“感性”概念蕴含了以对象性活动为根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揭示了人的存在的动态生成逻辑;以社会关系与历史发展为框架的社会历史性,澄明了人的现实生存的开展形式;以异化批判与解放诉求为内核的批判革命性,指明了人类解放的实践指向。这一感性观是马克思哲学转向的关键节点,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存在论基础,也为哲学赋予了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
【摘要】电影《疯狂动物城2》独特的空间叙事策略,使空间成为承载深刻主题的重要媒介,也成为理解其精神内核的关键。本文首先根据列斐伏尔“三元空间理论”,分析电影对于动物城三重空间的构建,进而运用福柯“异托邦”的概念阐释沼泽市场这一特殊空间的重要隐喻,最后借助詹姆逊乌托邦文本“中立化”理论,探究空间叙事对乌托邦主旨的诠释。由此形成了以空间驱动叙事、关照主题的空间诗学。
【摘要】马鬃绕线堆绣唐卡是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地区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演变形成的具有区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融合了藏传佛教文化与蒙古族手工技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一传统工艺正面临着传承人减少、技艺失传的严峻挑战。本文在阐释马鬃绕线堆绣唐卡的艺术特征、当代传承状况及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借助数字技术对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机制展开研究,系统分析人工智能(AI)技术在该非遗项目中的应用机理,进而探索出适应AI时代的马鬃绕线堆绣唐卡传承、保护与发展的可行路径。
【摘要】007系列电影在塑造詹姆斯·邦德这一经典英雄形象的同时,也不断调整邦女郎的角色定位。现有研究多关注邦女郎形象演变、女性主义表达及男性凝视等议题,对其角色功能变化及与英雄叙事之间的关系的讨论相对不足。本文以007系列电影为研究对象,运用电影叙事分析方法,将邦女郎置于英雄叙事结构中,以角色功能为切入点,考察其在不同发展阶段承担的叙事功能及演进特点。邦女郎角色功能的变化并非脱离英雄叙事走向独立,而是在社会文化变迁、类型电影发展和观众审美变化的共同作用下,逐渐承担部分原属于英雄的叙事职能,推动007系列英雄叙事的组织方式与表达策略不断调整。文章为重新理解邦女郎的叙事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摘要】女性和儿童在社会中长期被视为弱势群体,儿童文学翻译在学科内也未能获得重视。本文聚焦《海洋奇缘》的电影字幕、双语绘本及AI文小言版翻译,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儿童本位观和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译者应坚守儿童本位,贴合儿童认知与审美,同时运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精准传达原作的女性主义精神和儿童纯真情感。
【摘要】本文以接受美学为理论视角切入《飘》的傅东华译本,通过分析文化负载词、叙述方式、叙事情节、人物形象等层面的处理,发现傅东华在翻译中采取了明显的归化策略,使译文贴合当时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心理期待。傅东华的翻译实践既是对原作的理解与再创作,也是对特定历史语境下读者接受方式的回应,凸显了译者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主导作用,为现代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摘要】南京方言的运用是《红楼梦》语言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以文化预设和“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评价模式为理论框架,从物质文化预设、人际关系预设、语言文化预设三个层面,对比分析杨宪益、戴乃迭合译本和霍克斯、闵福德合译本对《红楼梦》中南京方言的翻译策略,旨在探究文化预设与译者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文化预设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翻译行为的倾向性。
【摘要】随着网络日益发达,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可以更便捷地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人们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精神需求也变得越来越高。影视作品作为承载不同国家和地区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之一,对传播本国文化与对外交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字幕作为目标读者必不可少的信息捕捉关键环节,如何在忠实原文的情况下贴近目标读者日常生活表达与语言习惯,成为对译者更高层次的要求。本文将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以《小丑回魂》TV版字幕翻译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在理论指导下实现译文与原文的功能效果对等。
【摘要】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在《紫色》中使用了大量非洲裔美国英语(AAVE)作为主角西丽的书写语言。AAVE是英语方言变体中种族方言的一种, 这一选择承担着重要的文体功能, 即反映角色底下的教育程度及艰难的成长经历。然而该语言对中文译者构成了特殊的挑战, 因为中文缺乏对应的语言系统。本文选取三个中译本(陶洁译本、杨敬仁译本、鲁书江译本), 对比考察他们处理非洲裔美国英语的翻译问题。
【摘要】本文以《搜神记》为语料基础,参考王凤阳《古辞辩》的分组,围绕古代汉语“死亡”义场中的十一个死亡词语(天、折、亡、灭、殄、死、终、卒、薨、崩、没)展开系统分析,旨在揭示这些同义词之间在语义侧重点、适配对象、语用场景及文化意涵上的细致分化。文章首先通过对各词历史语义的考察,结合《搜神记》中的用例,归纳其语用特征,继而在组内分析的基础上,对三组死亡义词间的共性与差异进行比较,指出它们在表达对象、礼制等级、死亡类型及文化情感等维度上的系统差异。
【摘要】龙钻将军作为20世纪90年代建构的民间传说,其背后隐藏特定的村落文化特征。本文从历史记忆、凸显祖先身份、优化村落三个维度对事件本身做细致的建构原因分析,试图解构出龙钻将军民间传说形成的时代动力。
【摘要】“多巴胺穿搭”作为2023年夏季兴起并持续流行的网络热词,其独特之处在于将神经科学术语“多巴胺”与日常生活实践“穿搭”相结合。本文对“多巴胺穿搭”的隐喻建构机制、词汇选择的认知逻辑及其社会文化动因进行了探析。研究发现,该隐喻借助因果转喻实现从“生理原因”到“心理结果”,通过跨域映射将神经科学概念转译为时尚语言,并通过色彩的感官特性实现情绪的可视化表征。在词汇选择层面,“多巴胺”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其作为科学话语的权威性、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以及情感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多巴胺穿搭”不仅是一种时尚现象,更是当代社会心理、文化及消费趋势的集中体现,为我们理解网络热词的传播机制和社会影响提供了重要视角。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最能体现社会关系、礼仪秩序和地域文化的类别之一。济宁任城区方言属中原官话鲁西南片,其亲属称谓既保留北方官话的基本框架,又形成了较鲜明的地方口语特色。本文依据《济宁方言志》《山东省志·方言志》及山东方言相关研究,对任城区常见亲属称谓的系统分类、构词特点和语用功能进行描写。本文认为,济宁方言亲属称谓在构词上主要表现为词缀化、重叠化、凝固化和复合化,在语用上表现出面称与背称分化、礼仪性突出、非亲属泛化明显和场景适配灵活等特点。这些特征共同反映了鲁西南地区“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社会观念及熟人社会中的交际心理,也说明方言亲属称谓并非静态词表,而是持续参与现实交往的活态语言资源。
【摘要】作为民族文化基因活态载体的塔城“朵翀”文化,历经1200余年的沉淀,具有深厚的思想性、艺术性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反映了藏、纳西等多民族同胞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包容和谐的主要精神特质,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但在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浪潮中,“朵翀”文化面临着传承人断层与老龄化现象日益严峻、创新乏力与融合不深、认知度不足与宣传缺失、常态化学习培训机制不足的传承困境。新时代,需多措并举保护和传承好“朵翀”文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摘要】“那很×了”是近年来网络平台上一类高频出现的评价构式。本文从语言特区理论出发,分析其构件特点、创新机制及反预期表达功能。结合语料研究发现:该构式变项可容纳形容词、名词、动词及短语,突破了常规搭配限制;构式义概括为说话人对前文事件的主观评价。网络语言特区为其提供了虚拟在场与匿名、高频互动固化、社群情感认同三类制度性条件,构式则通过语义泛化、构式压制和主观化三条路径完成创新。反预期表达是其核心语用功能,具体表现为委婉否定、情感认同建构及幽默效果的生成。
【摘要】互联网语境下,“X感”词族的能产性被进一步激活,催生了“少女感”“破碎感”等网络流行词,其影响力已突破网络圈层进入现实生活。但当前学界多聚焦于词族中的日常用语与书面语,对网络流行语“X感”的语义指向、结构特征及社会标签建构缺乏系统考察。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运用语素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通过挖掘指谓对象的类比性特征,或结合隐喻和转喻,网络流行语“X感”的语义指向了客体化评判,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标签属性。该词族简约性、模糊性和丰富性的特点,也赋予其广阔的语义阐释空间。进而,分析语义建构过程中的多模态共释机制,可见其图文之间平等、共生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深入消费文化领域,可揭示“X感”标签背后的复杂社会动因。
【摘要】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片区,因红军长征时期鸡鸣三省会议成为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富集地,其以会议遗址为核心的红色遗存群,是长征精神具象化的重要载体,兼具历史纪念价值与时代发展价值。本文从鸡鸣三省红色文化资源的地域禀赋与历史特征出发,系统阐释其在思想引领、精神赓续、区域联动、实践育人、经济赋能、社会凝聚等维度的当代价值内涵,结合当前革命老区红色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要求,探索兼具本土特色与实操性的开发路径,以期激活这一红色资源的时代活力,为跨行政区域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摘要】文旅融合背景下,城市文化IP已成为推动城市品牌建设与文旅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绘本IP凭借视觉化呈现、故事化再现与儿童市场撬动三重功能,能够推动城市文化资源向IP资产转化。保定文化资源类型齐全,但面临转化效率不足、形象设计缺乏系统性、产业联动尚未形成闭环三重瓶颈,需要通过建立资源库与创作模型、构建IP形象识别系统、推动产业链延伸三项策略予以应对。以《保定驴肉火烧》绘本设计为例,实践验证了该路径的可行性,为保定及同类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文化IP培育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