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历史学者需要随时面对史料、方法、视野、理论的更新,迎接并回应所有挑战。本组“新时代史学研究的挑战与回应主题论坛”,正是缘于上述初衷。教授《关于历史学研究视野的思考——论社会历史的“劳苦”记忆与史家的正当关注》通过辨析古代史书中关于劳苦大众的记载,倡导劳动史的分析视角,关注下层人劳作与劳苦生活,体现历史学的民本精神与现实关怀。教授《AI来了,史学怎么办?》对当前热议的AI应用前景做了展望,
AI(Artificial Intellgence,人工智能)大模型是当今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性成就,汇聚了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精华。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史学作为一门研究以往人类社会的学问,想要置身于其影响之外,既不应该,又不可能。史无定法,全面吸纳,将其引为自己最新的研究方法,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此所谓“预流”。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来预这个“流”呢?已有学者从历史学本位出
中国简帛学的建立与发展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①早在1925年,王国维就敏锐地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现)”的经典论断。②在当时学术界“疑古”情绪蔓延的氛围之下,王国维倡导“新证”之学,将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相结合,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研究范式,为出土简帛的研究指明了方向。20世纪的古史研究,也因简帛学等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而得到快速发展,李学勤进而在90年代提出了“走出疑古时
历史学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探究过往历程、把握发展脉络、解释变迁渊源的学科,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始终在不同时代的背景中调整自身的视角、方法与叙事,同时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参与并重塑着人类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图景。“历史学科中有一种对历史客观性的无法实现的渴望,这种渴望使历史思维得以从中出现”。①历史学的可信度基于追求真实性的目的和要求准确性的规范,前者是要戳破并摒弃伪事,后者是
摘要:明代舆论生态呈现前期沉寂、中期兴起、后期活跃的演进轨迹。在此过程中,官民舆论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独特政治功能,既通过规谏君主、奏劾百官、指陈时弊等途径,形成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与矫正;又依托里老宗族、乡绅官员与普通民众等民间力量,以劝谕教化、调解纠纷、矫正司法等方式维系地方社会秩序;更在武宗南巡、国本之争、矿监税使之争等政治事件中影响时势走向,并能敏锐察知社会危机、提出应对举措。但在专制集权时代,明代與论生成带有浓郁的道德说教色彩,后期更沦为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因舆论泛滥扰乱政治秩序。这一兼具功能性与局限性的舆论生态,深刻反映了明代與论与国家政治运作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影响明代政治兴衰的重要因素。
摘要:明末天灾不断,加重了王朝统治的危机感。从崇祯六年以后,特别是崇祯九年松江府上海县等地发生的雹灾,对农业生产、赋税征收以及社会治理造成了重大冲击。官员们的灾荒奏报,明晰地体现了常规的报灾、勘灾与救灾的流程与制度化要求,促进了当时的社会治理,但官员的层级上报以及核查等工作,在努力确保受灾地方的救济工作时,也有其滞缓性和局限性,暴露出基层治理的困境所在以及官员“天人感应”式责任伦理推卸的泛化问题。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政治控制与维持经济的考量仍须占据重要位置。
摘要:拜占庭皇帝伊拉克略一世于629年颁布法令,以“巴赛勒斯”取代此前复合式的拉丁皇帝头衔。“恺撒”“奥古斯都”“弗拉维”等拉丁名号因深度嵌入罗马特定的家族记忆与多神教传统,已无法在新的帝国语境中维持合法性效力,虽然仍偶见于个别官方场合,但是已基本退出主流称谓体系。作为“英佩拉托”的对应词,“奥托克拉托”则并未随着629年法令的颁布而消失,在此后数个世纪持续出现于各类文献与实物遗存中。“奥托克拉托”的语义强调一种不依赖任何外部条件且由统治者自身直接承载的自主性权威,这使其高度契合拜占庭帝国的权力合法性建构。帝国对罗马称谓遗产的处置遵循同一逻辑,即剔除那些与特定历史条件深度捆绑、难以跨越文化语境的词汇,保留并转化指向抽象“治权”并能够服务于新的政治现实的称谓。相关称谓的变化并非“希腊化取代罗马化”的线性转变,而是在既有的传统中借罗马之名,建构适应于政治现实的权力话语。
摘要:加洛林帝国的政治运作以贵族与王权的相互依存为基本特征,贵族与贵族政治是理解其治理结构的关键视角。威廉家族自提奥德里克起,依托与加洛林王室的亲缘关系及军功积累,为家族崛起不断奠定政治基础。威廉任图卢兹伯爵时,在边疆防御中表现英勇,在稳定阿基坦局势中彰显了治理才干,将王权授权转化为家族资源累积的有效渠道。威廉还通过对修道院进行捐赠等活动,实现了王朝政策与家族利益的契合。806年威廉退隐后,其诸子分享官爵,形成横跨多地的权势网络,完成了从王权代理人向地方豪强的身份转换。威廉家族的崛起历程表明,王权通过授职与分封将权力下沉,贵族则以军事功绩与地方治理回馈王权,二者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了共存共荣的治理结构,贵族政治由此成为加洛林帝国维系秩序的核心机制。
摘要:“种族转向”是20世纪60年代后在美国流行一时的学术思潮,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且具有跨国影响力,对美国移民与族裔史研究的影响尤为突出。“种族转向”的兴起,源于美国学界对传统“同化范式”主导的美国移民与族裔史书写的不满,同时也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大规模外来移民、多元文化主义和族群意识觉醒的推动。“种族转向”的表现之一是催生了大量有影响力的亚裔和拉美裔史学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以往以白人为中心的美国移民史书写。学界也兴起了对“白人特性”的研究,推动了传统白人移民族群历史研究的丰富与深化。然而,“种族转向”也存在核心概念定义不清和实证不足等问题,并有走向“有色种族中心主义”的倾向。
摘要:宋代皇帝常存谦抑敬畏之心,从容走下神坛。在思想上提倡谦恭,畏天爱民,确认道理最大,有自知之明,反对君主故作神圣。因此,宋代皇帝的仪卫全面减少,一般也不隔绝民众;宋代宫殿狭小,装饰简单,南宋有的大殿甚至仅如大州的厅堂,更不设离宫;宋代皇陵无论规模还是封土等都远不如前代;宋代皇帝的服饰数量减少,质地简朴,样式俭省,饮食不追求珍异。从思想到行为,都体现了宋代皇帝怠于威仪而疏于自大,系统性地去威示朴、弃繁尚简、杜虚求实。这实质上是皇帝自信的表现,并不需要粉饰和严密防卫。宋代这种以柔化刚、隐威行权治国理政的新智慧和新手段,形成了新的软实力,取得了良好效果。
摘要:近代以来,日本在对外扩张进程中组建了“官民一体”的情报网络,以官方机构外务省、农商务省为核心,以“满铁”、东亚同文书院等民间机构辅之。东亚同文书院自1901年成立以来,以“大旅行”之名在中国各地开展调查,留下了数量庞大的调查报告,是近代日本情报网络中的“隐秘战线”。近代松花江流域丰富的森林资源成为日本扩张势力图谋的对象,日本相继派出“满铁”、东亚同文书院等机构对其进行实地踏查。1916年至1935年,作为“学术外衣”掩盖下的对华情报机构,东亚同文书院开展了近50次松花江流域森林资源“大旅行”调查,其勘查呈现日本官方机构资助、官民情报共享等特点,是日本以情报调查扩张在华势力的缩影。日本官民情报机构在中国各地展开了长时段、全方位的情报调查,体现了其妄图吞并中国的侵略野心。
关于宋代世家的婚姻状况研究,学界已形成了婚姻论财、重门第、重才学、贵人物等基本共识。①在宋代世家婚姻的整体时代特征下,地域社会中的世家婚姻又必然呈现出其特殊面相。关中地区的蓝田吕氏家族,因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并且家族核心成员重视乡曲社会建设,曾制订著名的《吕氏乡约》,故可以成为考察此类地域家族婚姻关系的典型对象。自北宋真宗、仁宗年间迁居关中以来,蓝田吕氏通过积极构建地域婚姻网络,使得这
女官泛指皇后以下的妃嫔及掌事宫人,兼具内命妇与宫官双重身份。①此制虽未载于《辽史·百官志》,但实存在于辽朝政治体系之中。既有研究多聚焦辽代内外命妇的位号与特权,②对女官制度整体结构与功能尚未形成系统认知。本文拟系统梳理该制度,不仅为补《辽史》之阙、明制度之序,而且试图从“多元一体”的视角,透过此制探讨中华文明在辽代政治实践中所呈现的向心力、连续性与创新性。 一、辽朝女官制度的构建历程 辽初诸事
摘要:君主即位仪式是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法国君主彰显王权正统性的重要仪式。近代早期的法国君主即位仪式形成了三级圈层结构:首先,君主即位进程的核心程序是涂油与加冕仪式;其次,君主即位前后的仪式布局是“国王剧场”的精心展演;最后,君主即位进程呈现出“礼法共治”的特点,仪式程序的法理依据不应被忽视。近代国家形成时期法国君主的即位仪式展现出“连续剧”而非单一“戏剧”的三级结构,反映了独特的法兰西民族礼仪文化在近代早期与法兰西王权国家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