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是世界各国在国家治理中面对的一道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统揽全局,依据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不断丰富和深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内涵与实践要求,为我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提供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不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人的全面发展既包含物质层面的丰富,也包含精神层面的超越,而精神层面的发展相较于物质层面的发展是更高层次的发展。精神层面的发展更能反映人的发展程度,因为精神生产作为人独有的活动直接彰显着人的本质力量,同时精神生活能够更加全面地体现人民生活体验的丰富程度,表现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趋向与发展态势。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本质上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者共同构成人民精神生活的层次结构,其中安全感是基础层次,获得感是中间层次,幸福感是最高层次,安全感与获得感突出精神生活的整体性与共同性,幸福感则更强调差异性与个体感受。
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是推动文明对话、服务国家战略、彰显地域优势的制度化平台和整合化窗口。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的创新实践依托闽海文化基因,贯通国际传播与产业融合、专业建构与惠民共享,实现内容符号、体制机制和互联互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电影对外交流格局突破、文化建设范式创新,为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方案。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动荡与变革,如何在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中取得长足发展,考验着各个主权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智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对我国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中国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确定性,更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信心与希望。本期特别策划,旨在全面分析中国发展新蓝图对于世界格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中如何取得长足发展,考验着各个主权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智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实行的开放战略,首要特征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其次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再次是不断拓展单边开放的范围和领域,以自身开放促进共同开放。高水平开放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也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同世界其他国家分享发展机遇,促进合作共赢,成为推动全球稳定与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所强调的共同繁荣发展,符合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利益。
中国五年规划制度,深刻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逻辑的有机统一。这一制度安排,通过“目标治理”与“过程治理”的耦合机制,构建起具有战略连续性与动态适应性的国家发展范式。“十五五”时期既是中国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也是世界格局深刻演变的交汇时期。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绘制的中国发展新蓝图,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发展方向,更对世界格局的稳定与未来秩序的重塑具有深远影响。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体系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系统性风险叠加共振,导致全球稳定性与确定性供给严重不足。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通过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来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既是应对国际体系“熵增”趋势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外交的政治承诺与战略自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深度融合。
中国作为亚洲文明的传承者与创新者,提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既是对亚洲传统智慧的浓缩和升华,又是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区域治理价值追求的回应。亚洲价值观源自亚洲深厚的传统文化,拥有和平合作的基因、开放包容的品格、互学互鉴的特质、互利共赢的理念。亚洲价值观承载着亚洲文明深厚积淀,开创文明互鉴与制度创新的新路径,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构建赋予新内涵,为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亚洲智慧与实践方案。
当今世界,全球治理赤字加剧,战乱冲突难以有效抑制、全球发展问题突出、现行治理机制效能不足,全球治理体系正遭遇严峻挑战。中国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理念与实践,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正能量。
《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既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又面向社会公平正义,还赋能家庭建设和个体成长。这是积极应对少子化、回应育儿需求的关键举措,通过投资于人彰显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转向,对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抓手,旨在为居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其全面推行以来,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提供上门服务、长期处方、转诊绿色通道、家庭病床服务等举措,让签约居民获得便捷的医疗服务。同时要看到,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依然存在服务与需求不匹配、激励机制不健全、评价标准不统一、协同工作不充分等问题。对此,建议创新激励机制,推进精细化管理,强化家庭医生团体、上级医院专科医生、患者协同参与,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前,银发群体已成为我国文旅消费的生力军。银发人群消费能级不断提升,在旅游消费中出现新趋势,如追求高品质优体验、对“安全”有较高需求、消费数字化网络化、旅游消费兴趣化圈层化等。同时要看到,我国银发旅游面临适老化不足、供需不匹配,消费需求分层、代际差异大,行业生态协同不够等问题。对此,应注重旅游产品与服务适老化改造、创新银发旅游产品、拓宽银发旅游产品宣传渠道、健全相关专业人才培育机制、优化银发旅游数字化服务流程,为银发人群出游提供更好服务更优体验。
以数字党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对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党建不只是技术应用,更是通过数字化重构基层党组织与乡村治理、民生服务的关系网络,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数字党建需要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精准作用于乡村最关键的治理环节和最迫切的民生需求,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为此,要促进数字党建与乡村治理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夯实乡村数字基础、提升乡村数字能力、构建完善长效化机制,以数字党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人口总量发生重大变化对消费规模和总消费需求产生冲击,人口生命周期中的年龄- 消费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将影响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趋势。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加剧将导致生育主导型消费负增长、服务业消费需求不断增大而大宗消费品预期减弱,区域间人口流动会显著影响各地区消费需求和结构。政策重点是保持收入增长、改善收入分配,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和保障水平,减小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消费刺激政策的针对性,有效释放青年人、老年人口、流动人口等重点群体潜在的消费需求。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这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已经形成并展现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科技经济形势下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创新机制、集中各方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增加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健全完善体制机制等方式,充分激发新质生产力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潜力。
当前,低空经济发展处在从“飞起来”到“飞得好”的启航阶段,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需在实践中分阶段分步骤落实。搭建“安全、可控、可归责”的低空经济可信模式,是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保障低空经济“质量优先,增量有效,推进有序”的安全健康发展思路落实落地,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牵引,优化监管体系,推动智能化空域管理、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平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通过科技赋能、制度创新,不断提升低空经济治理的现代化、科技化及法治化水平。
情绪消费的兴起是社会需求和市场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移动互联网时代兴起以趣缘为基础的社交关系和社交圈层,而情绪消费往往成为群体间的“社交货币”,强化青年人的群体归属和圈层认同,从而进一步促进其兴趣消费。在个体层面,情绪消费体现青年群体追求新颖独特、张扬自我的个性,以及对个体身份和自我认同的探索,是当代青年在流动化的社会背景下,面对自我认同困境和内卷、疲倦等多重压力下的调节行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与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游民回流乡村已成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数字游民群体具有较高的数字素养与深厚的专业知识,敢于冒险、勇于挑战,且倾向于扎根基层。从本质上看,数字游民是依托数字技术、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实现工作与生活有机融合,他们选择回归乡村的动力,源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备、乡村产业振兴带来的机遇,以及乡村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游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路径有:推动乡村产业向多样化和数字化转型,带动乡村人才培养,促进乡村文化的挖掘、开发与利用,助力乡村数字化转型,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零基预算强调一切从零开始,不考虑过去年度预算安排,根据项目重要性来确定预算安排的优先性,对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有效解决财政支出结构固化问题、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零基预算改革,新时代以来的地方改革实践证明,零基预算可以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强化绩效导向、提升预算管理水平,但实践中仍面临体制机制尚不健全、零基预算的理念未深化、预算技术难度较大等挑战。应从制度创新、理念转变和技术赋能角度,持续推进零基预算改革,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提供有力支撑。
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既是纪检监察机关顺应数字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应对治理方式深刻变革的战略抉择,又是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借助数字技术,可以及时精准发现和纠治隐形变异“四风”问题,严查风腐交织问题,既“由风查腐”又“由腐纠风”,实现风腐同治、系统纠治。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力量,正在系统性重构各行各业的运营模式与发展路径。在审计领域,面对海量异构、实时涌现的电子数据,以及日趋复杂的经济业态和隐蔽的风险形式,依赖手工抽查和经验判断的传统审计模式的滞后性与局限性日益凸显。人工智能在大数据处理、模式识别和预测分析等领域所展现的能力,将显著提升审计的专业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增强审计机关应对复杂多变环境的能力,助推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
服饰作为自我和身体的外在象征,与社会结构、物质世界,以及政治变化相一致。在“朝堂”这一公共场域中,公服代表官员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地位,彰显官僚威仪、明晰等级身份。在“朝堂”之外的私人场域中,私服体现士人博雅、高洁、风流的审美意识。服饰中蕴含的官僚威仪与士人雅趣,可以映射出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美学文化等,是历史的缩影。
古人就医的主要方式,一是求助于官方,但是官方的惠民局、安济院等数量有限,无法充分满足民众的就医需求;二是求助于民间医生,坐堂医是职业比较稳定的医生,多开设于繁华街市,医术比较可靠;三是求助于走方医,此类医者数量虽多,但水平良莠不齐,他们游走乡里,构成当时民间最主要、最直接的医疗资源。对于读书人而言,还有一种就医方式,即自行研读医书,利己济人,是儒家上奉君亲、下救贫厄、中以保全自身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