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忠诚干净担当。其中忠诚是前提,没有忠诚就无所谓干净与担当;担当是核心,没有担当,忠诚与干净就没有着力点;干净则为根本,没有干净,忠诚则为虚假,担当则为胡作非为。可见,干净是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准,也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基本价值观。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无论是做事,还是用权,根本是要做到干净、做到廉洁奉公,唯有干净方可行稳致远。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工作的开展,立足人类城市建设历史积淀、全球城市发展格局变革、中国城市发展阶段跃迁与当代城市发展现实诉求,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核心理念,“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实践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目的、政府—社会—市民为多元主体、党的领导—规律遵循—系统思维为路径方法,构建起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摘要]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其显著的理论标识。这一思想的理论品格集中体现为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这些维度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关联、彼此支撑、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铸就这一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独特理论气质。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内在规律,又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实践课题,实现了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价值逻辑与治理逻辑的高度统一,为新时代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党的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有其内在脉络:在理论逻辑上,它源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创造性运用;在历史逻辑上,它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管党治党的历史经验,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在现实逻辑上,它形成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回应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以及“十五五”时期开局的现实需要。其实践要义涵盖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统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等核心方面。这一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与世界价值。
[摘要]“政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元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内蕴着为人民出政绩的政绩观;“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为政理念,内蕴着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的治理智慧,内蕴着以实干出政绩的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这既是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牢扎根、行动上落实落地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的应有之义。
[摘要]新时代以来,“正确政绩观”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标识性概念,其意涵通过一系列权威凝练的标识性表达得到呈现。从概念建构视角出发,考察正确政绩观的生成逻辑、语义结构与叙事功能。正确政绩观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政绩话语传统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其价值指向、主体责任、实践方式、评价尺度与行为边界构成相互贯通的语义结构。相关标识性表达通过组织政绩目的、责任关系与评价尺度,发挥认知校准、情感凝聚、行动引导和价值锚定功能。厘清正确政绩观的概念结构与叙事机制,有助于提升其话语传播效能,为纠治政绩实践偏差提供理论依据。
[摘要]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引领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把人民主体、人民利益和人民评判转化为政绩生成的内在根据,使政绩从权力系统内部的自我证明回到人民生活中的实际改善、治理过程中的真实成效和历史发展中的长期价值。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价值立场,正确政绩观则是这一立场进入干部施政实践后的现实准则。其内在逻辑表现为以人民利益规定政绩目的、以群众实践支撑政绩生成、以民生需要衡量政绩内容、以人民评判检验政绩成效。其实践展开需要处理好显绩与潜绩、小我与大我、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社会发展与改善民生等关系,并通过理论武装、调查研究、科学决策、考核评价和监督问责等机制,把人民观转化为引领干部行为和制度运行的稳定力量。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加强重点基地建设,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国际话语权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着力点。目前,西方仍掌控着现代化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但它不能长期、永久垄断国际话语权,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不是西方“专利”。当今世界,西方现代化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从发展逻辑看,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使得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从价值追求看,过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使各具体领域文明发展陷入困局;从生存法则看,殖民侵掠,违背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与西方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重独特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实现了对以资本为中心发展逻辑的超越;坚持全面协调,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片面化追求的超越;主张和平普惠,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殖民侵掠生存法则的超越。可以说,时代呼唤着中国式现代化国际话语权的出场。为进一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进而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需推进话语实践,厚植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自信;坚守话语内核,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表述;优化话语场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传播。
[摘要]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大国关系治理日益成为影响国际秩序稳定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关键变量。传统大国关系范式受战略竞争叙事、零和博弈逻辑、结构性矛盾外溢与冲突宿命论影响,导致中美关系面临战略认知偏差、竞争失序、分歧外溢和和平预期不足等多重困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调整,而是对新时代大国关系治理逻辑的理念创新。其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重构关系认知理念,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重构大国竞争理念,以“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重构分歧治理理念,以“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重构长期共处理念,从而超越以竞争定义关系、以对抗处理分歧、以冲突预设未来的传统范式。在实践层面,应通过元首外交稳定战略认知、务实合作拓展共同利益、机制沟通管控分歧风险、人文交流厚植社会根基,推动中美关系由危机管控走向建设性战略稳定。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人民”概念具有突出的原创性贡献。在“谁是人民”问题上,指向有进一步发展,既指向全体人民,也指向每一个人;在“为了人民的什么”问题上,内涵更为全面,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统一,把社会宏观发展与个体微观感受相统一,把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统一,从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如何为人民”问题上,方式更为多样,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为人民,以改革实现为人民,提出一系列关于为人民的理念、目标、手段、方法和思维方法;在“为什么要为人民”问题上,表述更为多元,通过构词和句式变化、比喻、用典来表达为什么要为人民。
[摘要]加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作为中国西部边疆的重要门户,喀什地区近年来的新就业群体规模迅速扩大,结构日益复杂,流动性强、年轻化趋势明显,对传统党建模式带来严峻挑战。从流动性治理视角出发,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面临着党组织覆盖不全、党员管理困难、活动开展受阻、党组织作用发挥不足等实践困境。为此,需从责任主体、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等方面构建一套适应流动性特征、符合边疆地区实际的党建工作创新体系,即构建“工委统筹、行业主管、属地兜底”的协同格局,探索“行业聚链、空间聚点、网络聚力”的多元化组织形态,着力创新活动形式与作用发挥载体。
[摘要]政策工具可以揭示和阐释政策的迭代过程,从而助推政策进一步完善。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借助Nvivo 12 Pro质性分析软件,构建基本政策工具类型、老年健康服务供给过程机制、老年健康服务供给主体三维分析框架,分析2015—2025年间我国老年健康服务国家层面的98份相关政策文本,为“十五五”时期推进健康老龄化、优化老年健康服务政策、供给高质量老年健康服务提供参考。结果表明,我国老年健康服务政策涵盖广、质量高、效果好;但仍然存在老年健康服务政策工具使用整体呈现不平衡、服务供给过程机制不健全、服务供给主体间协同合作程度低等困境。“十五五”时期,应通过推进老年健康服务政策工具均衡发展、深化老年健康服务高质量供给过程机制、激发老年健康服务供给主体协同能动性,建设公平可及、系统连续和优质高效的老年健康服务政策体系。
[摘要]《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经过一系列严密调查研究,听取中央和国务院多个部(委、办、局)关于整体经济工作汇报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起来,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形成的光辉著作。该著作涉及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思想,“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等思想,从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生产力协调发展、合理分配社会财富、央地和地地更好协同发展、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为新时代全面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现实启迪。
[摘要]毛泽东中华民族观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关系与国家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奠基成果。研究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有助于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对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等有着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毛泽东中华民族观包括“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华民族精神特质观”“中华民族利益观”“中华民族发展观”和“中华民族对外交往观”,其鲜明特征体现在“坚持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相统一”“坚持国家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融合”和“坚持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相贯通”。
[摘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背景下,推动“三交”元素深度嵌入新型文化业态,既是激活边疆民族地区特色文化资源内生动力、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有效现实路径,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边疆治理根基、维护国家边疆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选择。基于此,系统梳理“三交”元素与新型文化业态的内在契合性及嵌入作用机理,深刻剖析嵌入进程中面临的多重现实困境,进而针对性地从政策精准赋能、业态深度适配、复合型人才培育、跨域协同联动与价值引领强化五个维度探索嵌入机制重塑的具体路径,不仅为深化边疆民族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有利条件,也为边疆民族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深度融合提供可操作的实践参考与理论支撑。
[摘要]晚清民国时期,塔城口岸贸易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商人群体,是塔城多民族聚居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随着口岸贸易的不断开展,来自陕西、山西、甘肃、天津、河南等地的内地商人逐渐在塔城定居,不仅为塔城多民族人口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还将中原文化传播到了边疆地区,促进了边疆城市的发展,推动了各族人民在塔城交往交流交融,生动诠释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生态。
[摘要]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文明赓续中保持精神独立与历史连续的根本标志。数智技术既为巩固这一主体性提供重要机遇,也对其构成不容忽视的挑战。机遇体现于四重赋能:精准化叙事深化价值凝聚与认同内化,智能化生产激活创新根基与内生动力,沉浸化体验筑牢感知基础与认同场域,全球化平台拓展在场空间与对话能力。挑战则集中于四重风险:算法茧房引致认同离散与共识稀释,技术依赖触发创造主体性危机,平台权力加剧文化自主性让渡,数字霸权威胁文化主权与安全边界。为此,必须以价值引领驾驭技术逻辑,以自主创新夯实数字基座,以系统治理规制资本与平台权力,以制度保障与全球对话拓展发展空间,从而推动中华文化在数智时代守正创新、行稳致远。
[摘要]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对全球不确定性冲击的战略选择,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进农业强兵团建设的关键任务。以兵团师市为研究对象,基于面板数据,构建农业产业链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动态QCA方法探究韧性提升的多元驱动路径。研究发现,高韧性存在三条等效路径:制度统合驱动型、政策—资源互补驱动型、资源—组织内生驱动型;低韧性源于两类锁定效应:制度滞后—组织断裂型、政策缺位—资源约束型。制度因素是区分高韧性与低韧性的核心门槛,政策与资源具有互补约束双重关系。研究结论为兵团分类推进农业产业链韧性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摘要]新时代兵团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涵盖理念、体系与能力的三维系统性变革。在理念上,需融合现代治理思想与兵团“屯垦戍边”核心功能;在体系上,要构建党政军企社多元协同的治理架构;在能力上,须提升维护稳定、凝聚人心、服务发展的综合效能。其主要目标明确为:实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机制的全面完善,实现兵团基层政权建设的坚强有力,实现社区群众自治的规范有序与充满活力,实现公共服务的精准高效与公平可及。为实现上述目标,本文提出四条关键路径:一是必须强化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地位;二是完善政府负责、依法行政的体制机制,明确权责边界;三是夯实以居民为主体、法治为保障的群众自治根基,激发内生动力;四是积极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社会力量参与协同共治,形成多元合力。
[摘要]连规民约是兵团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软法资源,也是新时代依法治疆的本土实践。连规民约具有弥补正式法源供给不足、降低法律和政策执行成本、回应兵团改革转型需求的功能作用。连规民约的治理效能有赖于其实践效果,然而,连规民约面临运行机制瑕疵、内容表达失配、治理约束力日渐削弱等实践困境。破除上述困境,需优化多元协商机制、严格制定规则、强化备案实质审查;秉持分类治理逻辑、优化文本内容、深化软硬法协同衔接;拓宽多元监督网络、创新立体化规则传播模式,从程序、内容、效力三方面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