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业新质生产力存续政策、理论与实践三种研究倾向。主流政策派着眼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围绕历史必然性、提出必要性、重点内容、基本思路及规避误区展开论辨;学术理论派致力于系统探赜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与立论基础,围绕其内涵意蕴存续多维视角解读,中国式现代化论、生产理论承继论、外部风险应对论与人民中心论构成其立论基础;基层实践派关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保障,以企业、金融机构、县乡干部为实践主体,根据各自定位承担不同职责实现优势互补。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受益主体的农民却被排除在话语体系外,导致政策、理论和实践联结断裂,此种断裂与研究维度不够丰富、学科基础不够夯实、研究方法不够多元、国际对话缺位共同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深化的制约因素。未来应聚焦农民、学科、方法、国际和整体视角,提升研究实效性、学理性、针对性、包容性及系统性,促推农业新质生产力研究的“实践-理论-政策”大循环。
摘 要:要保障粮食安全,就需要解决好“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而且需要高素质农民队伍的支撑。随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技能、发展乡村产业与开拓现代农业视野等方面对农民素质提出更高要求。这就需要通过创新农民培育工作,构建包括农业科技应用能力、农业经营能力在内的各方面素养全面跃升的高素质农民培育新模式。然而,当前的高素质农民培育面临培育质量有待提升、培育体系有待完善、培育要素配置尚需优化等多重挑战。高素质农民培育新模式要基于教育、科技与人才的内在关系,扩容提质,持续提升高素质农民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协调的培育体系;优化培育要素配置,提升培育体系的整体效能,从而不断壮大顺应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摘 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农业强国建设的基础支撑。立足新发展阶段的产业发展条件,从动力逻辑、本质逻辑、实践逻辑、市场逻辑和目标逻辑五个方面分析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演进逻辑,并构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景式理论体系。根据国家发展理念的动态变化过程,历时性考察乡村产业发展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调适,共时性探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非均衡演化特征,并客观分析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存在农业科技支撑不足、乡村产业融合不深、农业生产方式转型不力、农业国际化参与不强和利益联结不紧等现实挑战。由此提出,要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走科技兴农之路、走三产融合之路、走绿色兴农之路、走开放强农之路、走强农富民之路。
摘 要:如何密切政府与民众间的关系,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借助对浙西、鄂西南、陕南典型村庄的田野观察,围绕驻村第一书记助推乡村振兴的结对治理实践,发现在治理中存在从条块结对到人格化结对的治理机制和治理逻辑。(1)纵向行政系统的驻村第一书记依托条块结对的制度安排及人格化运作的适应性调整,通过创设联系接点、延展需求曲线和重构行动网络打造体系化的联结机制,进而在结对关系建立、结对治理运行和结对成效释放中形塑与横向乡村自治系统多元主体间团结协作的治理共同体,并呈现出“治理性团结”的运行机理。(2)治理性团结以“体系化联结”和“人格化运作”为核心互动机制,阐明了处于在位控制的行政系统如何援引有“体”有“系”的联结渠道,吸纳第一书记回应乡村社会诉求和重构政府民众关联,其运行逻辑符合行政激活自治的本质特征、政治势能与群众路线的生成诱因以及共享发展机制的决定性影响。(3)不同于西方社会通过政治性交往和规范化联系等非人格化机制间接联系生活世界的生活政治化思路,系统通过作为“体”的党政科层体系及其代理和作为“系”的复杂人格化机制及其他补充机制直面生活世界中的群众具体性,呈现出系统生活化的联结思路。
摘 要:陕甘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乡村革命历程、乡村经济社会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将陕甘苏区乡村经济建设置于党的百年乡村建设的大历史观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理解,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土地革命和乡村经济社会互动的角度,探索分析陕甘苏区乡村经济建设的历史实践。研究发现,党在巩固发展陕甘苏区乡村经济建设中,坚持以乡村依托、党组依托、政策依托和群众依托为构架发展乡村经济,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下的开创性实践与探索。新时代新征程,应从乡村经济发展史中汲取经验智慧,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创新开放、坚持站稳人民立场,为推动乡村振兴作出时代贡献。
摘 要:当前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也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公共性的具体体现。通过对不同资源禀赋和初始条件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实践案例的分析发现,政府的激励与规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政府嵌入路径。政府通过资源嵌入培厚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潜力,通过制度嵌入为相关利益主体采取具有经济理性的资源配置行为奠定了基础,通过行政嵌入保障了制度和资源的落地、规范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和运营。来自政府的具有媒介性的资源供给、具有基础性的制度供给、具有约束性的行政措施深度嵌入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体系,对于不同初始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摘 要:基于陕西、甘肃两省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微观调查数据,运用 DEA 方法测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平均效率水平偏低,较低的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共同导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平均效率总体偏低,其中,规模效率低是造成平均效率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村民收入水平正向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的效率,但合作经营、村庄产业发展等不利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应逐步提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和规范化水平,优化资源配置,避免资源闲置和浪费;积极创新发展模式,强化人才培养,完善与其他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与合作共赢;政府应牵头探索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引导村集体自主整合资源,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协同高效发展。
摘 要:“党政经统合”通过基层党组织治理创新引领村庄发展集体经济,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其既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又激发了农村经济的内生动力。研究以 M 村为案例,探索“党政经统合制”如何通过转置机制协调多重制度逻辑,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研究发现,M 村形成了价值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与人情逻辑的协同共治结构。价值逻辑以“绿色惠民”为导向,通过政党意志实现集体经济的“共建共享”属性;科层逻辑依据权责清单与岗位职责,确保集体资产的规范化运营与管理;市场逻辑提升了资源配置效能,通过村企合作实现全产业链创新发展;人情逻辑活化了乡贤资源网络,有效激活了乡村全面振兴的社会资本力量;而转置机制是统合型组织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最底层逻辑。
摘 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由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是一个经历试点、扩散与创新进而形成制度的建构与发展的历程。针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缘何从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地方实践如何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不断扩散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继而推动更多制度创新这两个问题,运用多源流理论和实际案例解构,发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由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行动,是经济增长问题源流、社会进步政治源流、可持续发展政策源流三个方面共同作用、汇聚推动的结果。国家政策与地方实践之间参互成文,呈现复杂多样的螺旋上升连接机制;地方实践的全面推广必须聚焦核心问题并考虑其社会适应性。
摘 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两山理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力量,理清其实践逻辑对于加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双重战略价值。通过构建三阶段动态演进框架来揭示其助推机制:初始培育阶段通过生态修复与资源整合,形成生态文化协同振兴范式;协同增值阶段着力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借助组织创新与人力资本提升实现治理效能跃迁;集成转化阶段则通过产业生态双向融合机制,构建绿色要素配置体系,驱动生态资源向经济优势转化。研究发现,该机制实施面临价值转化边界模糊、市场机制适配不足等共性难题,同时面临生态资源禀赋差异引致的区域性障碍。为此提出差异化推进策略:在空间维度建立地域适配模式。同时也关注到解决共性难点:采用村社理性整合市场机制;在制度维度科学界定价值化边界,创新生态资源产权置换路径;在实践维度构建多主体协同网络,完善生态补偿与价值评估体系。
摘 要:以生态文明建设助推乡村振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具有内在契合性,二者通过要素、场域、价值、过程与结果耦合,实现双方协同发展。当前二者在衔接过程中面临着生态价值取向偏误影响主体生态意识的树立、生态治理水平欠佳影响责任主体能力的施展、城乡生态资源配置失衡影响环境分配公平的实现等现实困境。为此,应当在以绿色共生理念矫正生态价值取向、以创新体制机制夯实主体生态责任、以优化资源配置化解生态治理成本困境三个层面上精准发力,为生态文明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助力。
摘 要:在数字科技高速发展与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的双重背景下,老年群体逐渐成为农业生产劳动力的主要力量,而数字农业技术的应用日益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基于数字鸿沟理论框架,利用全国7省区1476个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 OrderedProbit模型,系统考察人口老龄化对数字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农户对数字农业技术的采纳,人口老龄化水平越高的农户采纳数字农业技术的可能性越低,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数字素养、土地转出、家庭农业收入间接影响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种植经济作物与南方地区农户的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影响更大,对农用无人机与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纳影响更明显。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推动数字农业技术应着力研发“适老化”产品和服务,加强数字农业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工作,注重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
摘 要:科学识别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对现阶段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10-20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门槛计量技术,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创新的异质动态影响。结果显示,绿色金融诱发了农业绿色创新,其对农业绿色创新的赋能效应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正向“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演变规律。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的农业绿色创新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动态调节机制,即能源消费结构、环保投资、经济增长目标和农业机械化程度调节下均表现为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环境规制强度和数字基础设施调节下则分别存在倒“U”型和“U”型演变规律。基于此,当前应加快绿色金融与农业绿色创新的融合发展,并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绿色金融策略,以最大限度地释放绿色金融赋能农业绿色创新的溢出红利。
摘 要:农业绿色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农业强国的有效举措。从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两方面出发,构建了工商资本下乡与农业绿色发展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库和全国省份的农业生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如下。第一,工商资本下乡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经工具变量回归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表明了工商资本下乡能有效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第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工商资本下乡在经济发展水平高和低的省份均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中作用更大。此外,工商资本下乡显著提升了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对粮食主销区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工商资本下乡对中部地区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省份的影响不显著。第三,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工商资本下乡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特性,工商资本下乡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摘 要:基于 数据,以 年为一组划分 个出生队列,采用 和 方法进行反事实分析,探究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的变迁趋势及父辈社会资本对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程度、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排除职业结构、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后,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性在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1980-194年农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逐渐上升,但 1995-1999 年间农村居民代际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父辈社会资本对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在出生于 1970-1999 年的各世代中逐渐增强,尤其在 年出生组中,影响达到58.53% 。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农村居民就业机会虽多元化,但家庭背景对子辈职业获得的正向影响不断增强,导致就业机会不平等加剧,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性呈减弱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