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制造业“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发生机制和破解路径,是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过程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当前,中国制造业“内卷式”恶性竞争不仅表现为产业同构和产能相对过剩,而且还包含了技术、市场、制度维度的新内涵。本文基于“技术—市场—制度”三维分析框架,研究认为中国制造业“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发生机制主要表现为:在技术维度上,存在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等技术陷阱;在市场维度上,存在影响国内国际市场供给侧与需求侧均衡的结构性矛盾;在制度维度上,存在影响国内产业循环和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基于此,防止中国制造业“内卷式”恶性竞争,在科技创新方面,应为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夯实长期物质基础、注入长期转型力量、提供长期系统支撑;在市场创新方面,应为破解供需结构性矛盾激活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潜能;在制度创新方面,应创新产业政策设计和实施方法,为促进科技创新与技术攻关建章立制。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促进数实深度融合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数实深度融合是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理念等逐步融入实体经济各个领域和环节的过程。数智技术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数实深度融合的基础支撑,健全相关体制机制是促进数实深度融合的制度保障。中国数实深度融合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仍然面临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数据要素流通机制不畅、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遇到瓶颈和数字经济基础条件不均等问题,不利于数实深度融合的进一步推进。未来应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着力点,进一步健全数字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发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和数字平台监管等方面的体制机制,为促进数实深度融合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理解国家治理需要宏大多元的理论视野,与之密切相关的现代货币理论在近些年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基于经济思想史视角,从思想渊源、思想学派、研究传统和思想革命四个方面,廓清了现代货币理论的本来面目,展望了该理论的未来走向。作为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派,现代货币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对克纳普、米歇尔—因尼斯、凯恩斯、勒纳、明斯基和戈德利等思想先驱的思想,以及后凯恩斯主义、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等思想流派的特色理论的重新组合和杂交增长,代表着历史上由来已久的货币、财政、就业、贸易和经济周期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当代复兴和最新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现代货币理论引发了劳丹意义上的经济学革命,并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库恩意义上的突变式经济学革命,从而改变整个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在“大国小农”国情下,如何将“小农”纳入农业绿色化发展进程之中,是亟待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农地连片流转作为农地流转的一种特殊形式,或许能成为破解难题的关键切入点,但农地连片流转所表达的规模经营内涵及其化肥农药减量潜力尚未被充分讨论。本文利用2017—2019年广东省阳山县的农户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地连片流转对化肥农药减量化的影响及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连片流转能显著促进化肥农药减量化,该结论在进行内生性处理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地连片流转的化肥农药减量效应更多地体现在青年农户、高文化程度农户、经营规模小户和地块规模小户中。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地连片流转通过扩大经营规模和服务规模促进化肥农药减量化。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农地分散流转,农地连片流转的化肥农药减量效应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基于2009—2021年290个城市发布的3595份《政府工作报告》,运用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技术评估地方政府注意力,从城镇化的角度探讨地方政府注意力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结合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地方政府注意力都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高房价城市中,地方政府注意力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拥有更高人力资本和更高收入水平的农业转移人口更易受到地方政府注意力的影响。地方政府通过提升公共服务增量提高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归属感,间接促进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此外,社会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本文建议地方政府应优化注意力资源配置,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网络问政平台,设计并完善多维度的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和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的日趋复杂,厘清开放经济条件下农业补贴政策的影响效应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农业开放DSGE模型,比较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农业固定资本补贴政策、农业短期资本补贴政策和农地流转补贴政策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阐释了“三量齐增”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固定资本补贴政策和农业短期资本补贴政策是激发农业生产潜力和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持政策。然而,这两类补贴投入的持续增加也会引起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攀升和农产品比较优势的持续削弱,从而引起农产品进出口的结构失衡和“三量齐增”问题的进一步加剧。农地流转补贴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农地流转,通过推动农业经营规模化,实现对农业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是缓解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压力和提高农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引导政策。因此,合理搭配使用各类农业补贴政策,构建以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结构为目标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是农业农村现代化顺利实现的关键政策保障。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将任务模型引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决定模型,在理论层面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并利用2007—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和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为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对外开放水平地区、良好创新环境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更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和降低信息成本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出口产品质量方面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构建。本文基于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交互的视角,在测度省域制度型开放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3—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作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作用能够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作用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作用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本文的研究对进一步发挥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促进效应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肩负着推动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新局面的重任。本文基于2011—2020年城市层面数据,测度和比较了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数,进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和空间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辐射作用、空间溢出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引领毗邻城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显著的辐射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制度创新的外溢引领毗邻城市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推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法治环境领域的制度创新是当前阶段辐射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传导因素,绿色共享和公共服务则会对毗邻城市高水平对外开放产生虹吸效应,是当前阶段辐射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负向传导因素;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辐射作用强于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但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学习吸收能力要强于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本文拓展了对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宗旨的经验研究范畴,对于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创新设计、最大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外溢的正向效应和加快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进程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