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代中国法治改革的展开坚持和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但在实践过程中,具体法治改革方案与措施的设计与推行,往往坚持和遵循绝对理性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认识论以及相应的社会理想主义的方法论立场。新时代中国的法治改革必须在坚持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全面深刻地反思和检视绝对理性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认识论以及相应的社会理想主义方法论的内在缺陷及其现实危害,转而倡导和践行有限理性主义的现实主义认识论以及相应的实用主义方法论。
[摘要] 在政府治理区域协调发展事务的过程中,“对口支援”从一个新闻词汇演变为政策术语,再到成长为学术概念,已经成为多个学科研究中的标识性概念。为了对政府治理中标识性概念进行理论化阐释,学界将对口支援工作视为政府治理跨区域事务、跨领域事务和跨层级事务,并从结构、过程和功能三个角度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构建起了对口支援微型理论概念,为深入研究中国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格局提供了知识基础。依托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进一步挖掘对口帮扶、对口合作、东西部协作等对口支援的系列实践的知识价值,可以构建起多学科自主知识的“对口支援理论体系”。
[摘要]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面对复杂多变的治理任务与有限的组织资源,运动式治理常被用作快速回应问题和集中调配资源的治理方式,变通行为也随之成为其运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实践形态。剖析此类行为的存续逻辑需立足于学理与实践双重维度,探寻其在组织中的作用机理。本研究建构“制度-组织-行为”分析框架,结合C市E区十大提升行动实践,以科层组织为中介,从制度视角拆解组织中权力配置、激励机制与分工体系对调适性变通、共谋性变通与象征性变通行为的形塑逻辑。从行为视角剖析变通行为与科层制度的规制性、规范性及文化-认知性要素之间的耦合机制,关注变通行为如何借助组织这一载体,在制度的约束下应对基层运动式治理的压力,又是如何在对制度意义的不断建构中再生产,从而揭示变通行为存续的制度逻辑。在未来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应当明确变通行为的正当之本,利用制度的韧性之义,使其既能通过压力传导激发执行动力,又能通过包容性机制释放基层活力。
[摘要] 现有侵权规范在应对人工智能侵权案件时,就不同场景产生法律适用混乱问题,具体表现为责任主体划定不清、归责原则适用标准难以统一、过错判定标准不一等。随着新场景不断涌现,相关规则呈现碎片化特征。为此,人工智能侵权治理的去场景转型有利于实现主体界定、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统一。侵权行为中人机意志结合、算法可解释性技术的进步和动态系统论的应用为该转型提供了理论和技术上的可行性。人工智能侵权治理应遵循“自主化判定+风险等级”的分析框架:前者是在人工智能侵权主体类型化为开发者、提供者和使用者的基础上,依据人工智能系统自主性程度判定归责原则适用,同时过错判定标准应向客观技术标准转型,涉及算法的侵权行为可分为算法运行错误和算法歧视;后者则作为引入社会化救济的标准,并据此建立适当的保险和补偿金制度,实现被侵权人的全面救济,进而引导人工智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摘要] 《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中国古典本体论核心命题,也是汉语“形而上学”的文本来源。该词语虽仅见于《易传》,但其思想可溯源至孔子重道轻器、老子“朴散则为器”。历代形成三种经典诠释路径:孔颖达、戴震的“先后说”从生成时序、有无关系区分道器;崔憬、朱熹的“体用说”辨析道器本体与功用;程颐、王夫之的“隐显说”从主体感知视角,以可见、不可见界定形下、形上。宋明以来,学界围绕阴阳、气、神、心的形上归属多有辩难:程朱认为阴阳之气属形下,支配阴阳的理才是形上;张载、陆九渊与明清气学学者则主张无形之气、阴阳对待关系为形上。关于“神”与“心”,诸家亦分歧显著,或归形上造化之妙,或视作气之精英、形下知觉。中国形上之道融宇宙生化、道德价值与修身境界于一体,道器不离,重在日用践履体道,异于西方纯思辨形而上学。梳理这一诠释传统,可为建构有本土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提供思想资源。
[摘要] 生命历程是西方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领域。近半个世纪以来,生命历程理论相继分化为“埃尔德范式”和“科利范式”,前者关注特殊社会事件给生命历程造成的转折及后续影响,后者强调社会制度对生命历程的整体性形塑。这两种范式各有侧重和特色,但也都存在局限性,前者忽视了社会制度对生命历程的引导作用,后者无法解释生命历程的差异化轨迹。在结构变迁与制度变迁交织的中国转型期,单一范式亦很难解释诸多社会现象中的复杂张力。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两种范式之间解释维度与联结机制、结构变迁与制度变迁、快速打断与渐进形塑的三重互补性入手,在“埃尔德范式”的基础上融入“科利范式”,将社会制度形塑嵌入社会结构变迁与个体生命历程的互动过程中,构建多层次、双面向的整体性理论体系。这种范式整合为生命历程的理论阐释和经验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亦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生命历程的本土化研究。
[摘要] “十五五”时期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理论层面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在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改革发展中的深化应用;历史层面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实践层面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当前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面临市场运行受阻与要素配置失衡、监管体系滞后与执法协同不足、市场分割尚存与协同发展受限、设施联通不足与规则衔接不畅的现实梗阻。要从明确政府职能和市场边界、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软实力和强化硬支撑、促进区域协调和全国一体化等方面发力,有序、有力、有效地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更好顺应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摘要] 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低效率、低收益及低创新问题,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瓶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强化价格竞争功能可能会加剧内卷式竞争,但其蕴含的节约区内交易成本的功能,更为内卷式竞争治理奠定了制度基础。由此构建以空间换发展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揭示全国统一大市场重塑区位成本结构、企业优化区位决策响应价格竞争、通过降本增效治理内卷式竞争的内在逻辑,提出治理低效率的集聚分化效应、治理低收益的双重补偿效应、治理低创新的激励创新效应等三大传导机制,并利用典型事实进行验证。结论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驱动企业优化区位决策,通过空间换发展有效治理内卷式竞争。据此,提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治理内卷式竞争的对策建议。
主持人 生安锋 【主持人语】科幻文学自诞生伊始就始终与时代现实深度勾连,它不仅包含着对当下现实的折射或对未来科技的幻想,更是承载着有识之士对人类自身或人性的困惑与反思,对于现代科技与“进步”所致后果的担忧与恐惧,以及对于全人类以群体力量共同抵御风险的积极想象。 生安锋与王丹的论文剖析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共同体意识——尤其是文化共同体意识,借以阐明当我们面对全球性共同危机时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摘要] 论文借助共同体理论和世界主义思想,结合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共同危机这一严峻状况,深入剖析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以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必要性和艰巨性。主要分析对象包括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和《流浪地球》、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赵岩森的《宇宙的尽头:他们来了》以及吴俊的《南天门计划》等。研究发现,在中国当代科幻作家的想象王国里,某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生是必然的;虽然各类共同体并
[摘要] 20世纪中叶,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在小说《城市与群星》中前瞻性地探讨了数字技术语境下的记忆政治问题,揭示了记忆、技术与共同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论文借助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思想,围绕两条线索展开分析:其一,考察永恒之城迪阿斯巴的制度设计,探究权力与技术如何合谋使集体记忆同质化,从而控制共同体的未来发展;其二,追踪特异人阿尔文的个体化历程,阐明差异性经验如何解构同质化记忆,并借助技术重新释放人类潜能,建构开放的共同体。研究表明,数字时代的记忆政治不存在“去技术化”的出路,人唯有在个体化的“延异”中获得自我意识觉醒与判断能力,方能引导技术的“药性”而抑制其“毒性”,建构面向未来的共同体。
[摘要] 在数字技术快速演进与文化业态深度重构的背景下,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新特征的数智文化产业正迅速崛起。在“政策工具—政策内容—政策主体”的三维分析框架下,系统比较中、美、欧数智文化产业相关政策文本发现:在政策工具维度,中国偏重供给侧,强调基础设施与科研能力建设;美国在供给与需求两侧较为均衡,突出政府采购引导的市场化逻辑;欧盟则以环境侧占比最高,强调以规制塑造市场的治理思路。在政策内容维度,三方均经历由“数字文化”向“数智文化”的转型:中国突出“数智融合+文化安全”,美国呈现“创新驱动—周期波动”,欧盟则构建“可信AI”制度链条,揭示出中、美、欧数智文化产业政策的结构差异与趋同性。中国应在供给侧—需求侧—环境侧工具之间出台更为协调的组合政策,推动人工智能伦理、数字版权与数据安全等关键议题的制度化嵌入,并通过跨部门、跨层级协同治理,在未来全球数智文化产业治理格局中形成更具韧性与引领力的制度框架。
[摘要] 传统制造体系长期深陷“个性化定制、低成本运营、快速交付”三元互斥约束,本质上由隐性知识复用壁垒、内部协调交易成本、多品类质控规模不经济三重底层逻辑共同锁定。过往柔性制造、工业4.0数字化方案仅能局部缓解矛盾,无法实现多目标协同最优。立足蒙代尔三元悖论、SECI知识模型、交易成本经济学构建统一分析框架,提出人工智能依托知识编码、智能调度、全时质检、产业生态外溢四维协同机制,可从根源消解制造业“不可能三角”。实证案例表明,AI推动制造逻辑由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重塑人机共生、网状产业、多元价值的全新生产组织形态,形成工业5.0共生制造范式。这将为“十五五”时期依托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全球柔性产业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本土实践依据。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亟须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然而,长期存在的要素流动非对称、服务供给非均衡以及治理体系非协同等问题,共同构成了制约县域城乡融合的“要素-服务-治理”三角结构。为此,四川省P县积极探索片区单元重构的改革路径,通过推动片区化发展、片区化服务与片区化治理,为系统性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新路径。研究发现,片区化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本质上是治理单元的规模重构、功能重构与关系重构,其核心在于通过片区规划统筹机制、党建引领机制以及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要素流动的空间集聚、服务设施的优化布局与治理资源的统筹协调,为破除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稳定“三角”结构提供有效单元支撑。而面对片区化推进中出现的单元重构被动适应、要素重组整合不足、集体行动激励失衡等矛盾,也需要强化片区顶层设计与规划统筹、完善片区要素保障与制度供给、健全片区利益共享与激励机制,进一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片区单元重构效能。
[摘要] 全球化进程推动劳动力跨国流动与优化配置,跨国务工规模持续增长,其内嵌的风险传导效应与治理短板也逐步呈现。本文以中国跨国务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风险社会理论、时空压缩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构建风险生成、传导和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对跨国务工风险的形成逻辑、传导机制及治理路径进行系统分析。跨国务工是在经济改善、职业发展等内在需求与社会网络、市场机遇等外部条件共同作用下的行为选择。全球化背景下,制度差异、市场波动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催生多层次风险,并通过招募网络、跨境流动和数字平台实现跨空间与跨层级传导,呈现由个体风险向群体风险扩散的特征。基于此,亟须构建多主体协同的跨国务工风险治理体系,完善风险预警、权益保障和跨境协作机制,提升跨国务工风险治理效能。
[摘要] 城乡融合并不必然表现为城乡二元边界的线性消解。在珠三角等率先完成非农化的地区,城与乡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既不同于城市社区也不同于传统农村社区的基层社会空间。基于长期田野观察和政策文本分析,本文提出“双重制度交叠”概念,解释户籍制度的行政边界与集体产权制度的经济边界在同一社区空间中的错位叠加。研究发现,双重制度交叠将社区成员区分为“本村人”“本地人”和“外地人”三类制度性群体,并在身份、权利和待遇之间形成差序格局,其空间生产机制表现为身份拆解、利益封闭和路径锁定三个递进环节。这一分析将城乡社区从“城镇化不彻底”的过渡叙事中解放出来,揭示制度边界错位本身具有空间生产能力,为理解制度变迁中的基层空间效应提供了中层分析框架。其治理关键在于从城乡二元治理转向面向多元群体的组织重构、权责厘清与公共服务再配置。
[摘要] 美好生活具有鲜明的政治底蕴,这不仅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体现,而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建设中获得了制度化的表达方式。文章立足家庭枢纽,在家国关系的视野下探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基本逻辑,揭示了新时代生活政治的基本形态。家庭是日常生活秩序的内核,家庭动力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共同定义了家庭生活状态。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动力的政治调控塑造了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基本逻辑,并表现为家国之间的价值融合与资源分配中的功能协同。新时代的生活政治呈现出“统分结合”的基本形态,它以家庭为主体,以组织动员为路径,并致力于维系日常生活秩序的平衡。可见,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不能简单还原为个体层面的经济需求满足,而应通过扎根日常生活的政治引领安顿人心,在兼顾市场活力的同时保护社会,建构具有生命力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证券欺诈团体诉讼可以被设计为促进监管落地的工具。在证券团体诉讼被嵌入监管职能后,传统民事诉讼的“两造对抗、裁判中立”的单线条结构被拆解,代之以“律师发起组织,法院全程管控”的多层网状架构:专业律师成为实现监管职能的核心,法院成为维护被监管对象和受损投资人利益的中心。该制度设计的关键,是通过重新设定诉讼主体权利义务、有效厘定诉权范围等方式,在培育律师监管市场和防止滥诉牟利之间取得平衡;同时赋权法院纠正投资人和律师之间失衡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律师和被告上市公司之间失衡的监管关系。我国具备引入监管工具性质的证券欺诈团体诉讼的市场条件,应当克服滥诉恐惧,在现有规范框架下探索构建团体诉讼的核心架构。
[摘要] “苇草论”中的“逻辑怪影”具有生动启示,即黑格尔辩证法只是辩证简单性观念的、最成熟也最发达的哲学形态。相应征候,主要通过致思取向、中介机制和辩证“母型”裸露出来;究其根源,则在于前提眼光的两种“缺如”:其一,辩证性作为一种本体论假设同样具有修辞学特征,即离不开形而上学本身究竟何以可能的隐喻机制;其二,辩证性本身也有简单性与复杂性之别,并暗中决定着辩证法的逻辑深度。根本而言,辩证性并非来自一般所谓过程性或关系性,而是过程或关系的复杂性,所以本来就是辩证复杂性,且在逻辑上有其限度。马克思主义辩证复杂性意识的历史镜像脉动鲜活、深切有力。贯彻马克思的“问题逻辑”并重新回到唯物史观,应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自我突破的某种关键所在,道理在于唯物史观并非只是一种命题或结论体系,更是一种问题-趋深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激活“首要观点”等三重可追问性,乃是自觉建构学理“难题”的基础选项。
[摘要]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区分了经验性品格与理知品格,系阐明自然与自由之相容性的关键。当代学者围绕康德的相容论立场形成了“两个方面说”与“两个世界说”的对立,其根本分歧在于显象和物自身究竟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还是分属两个相对独立的世界,这也直接影响到对康德品格理论的理解。事实上,“两个方面说”与“两个世界说”并不矛盾,而是康德论证自然与自由相容性的两个步骤,两种品格则在其中起到过渡作用,是康德从先验自由通往实践自由的必要中介。理知品格对应客观法则,经验性品格对应主观准则,二者统一于任性主体身上,其暂时的道德归责功能伴随着康德对自由任性思想的深化而发展为稳定的德性功能。重审康德的品格理论,有助于深化对自然与自由之相容性难题的理解。
[摘要] 政体问题是辛亥革命发生后南北政争的焦点,但无论君宪论者还是共和论者,均以避免“二次革命”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君宪论者认为共和建立后,中国国民素质低下,无法建成共和政体,将会发生“二次革命”;共和论者认为,保留君主必将遗留“二次革命”的祸根。时人基于不同立场阐发的“二次革命”论,充分反映出辛亥革命时期政体选择的艰难与复杂,也透露出时人对待政体问题的审慎态度。遗憾的是,尽管“二次革命”论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一直警钟长鸣,却未能阻止革命的发生。从本质上讲,在一个专制制度长达数千年的国度,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都有流于专制、酿成“二次革命”的危险。
[摘要] 作为近代世界性国际公益组织,万国麻风救济会主要资助印度及远东地区麻风救济事业。中国西南苗族聚居区,尤其以贵州石门坎为中心的区域,麻风流行,麻风患者不但被污名化,而且缺少救济。在万国麻风救济会的资助下,西方人筹建起石门坎麻风院,对流离失所的苗族麻风患者进行“隔离收容”,给予苗族麻风患者食物、住宿和一定的药物治疗,带有“慈善”特点。与此同时,由于石门坎麻风院管理工作由英国循道公会负责,对苗族麻风患者的“隔离收容”在本质上是一种“福音洁净”的身体殖民。
[摘要] 19世纪英国在远东影响力的延伸,是其“非正式帝国”政策的体现。而邮政系统作为“帝国的硬件”,是支撑英帝国影响力拓展及殖民管治的重要基础设施凭依。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后,在此设立隶属伦敦直辖的“英属香港邮局”。该邮局不仅负责香港内部邮政业务,亦成为中国通商口岸邮件的重要中转地。1860年,香港邮政的管理权由伦敦邮政总局移交至港英政府,提高了邮政系统的运作效率。1868年,中国通商口岸的邮政管理权亦被划归香港邮政,正式确立了其在远东地区的通信枢纽地位,构建起一个以香港为据点,延伸至中国通商口岸的邮政网络系统。英属香港邮局的早期发展,为理解英帝国如何通过“非正式帝国”策略与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帝国影响力并巩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典型案例。
[摘要] 民国知识分子胡怀琛虽获柳亚子“功参新旧”之誉,却始终被新文化运动主流拒斥,成为争议人物;当代学界则反向操作,将其重塑为融汇传统与新潮的“超越性”典范。这种从“逆流”到“新潮”的两极摆荡,折射出学术史叙事中的二元思维惯性。本文重返历史现场,通过辨析胡怀琛在舆论场中的“说”与“被说”,剖解其文学广告中的自我标榜与他者夸饰,考察其在文化事件中被形塑的被动轨迹,发现一个关键事实:胡怀琛始终以“新文化人”自居,其自我定位与媒介建构之间存在根本性错位。其所谓“非新非旧”的超越形象,实为后设的过度阐释。论文旨在祛魅学界对胡怀琛文化形象的过度想象,为理解“新旧之争”中的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一种基于文化形象媒介建构分析的认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