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直接关系党的执政根基稳固、推动高质量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更是新时代党的建设领域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以下简称《论述摘编》)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国家发展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构建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正确政绩观理论体系。本文从立论基础、价值立场、实践路径三个维度,系统解析《论述摘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深入阐释“为民造福”的核心要义与“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的实践遵循,阐明正确政绩观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与时代价值,为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摘要]马克思对私有制批判过程中发现私有财产并不像启蒙思想所宣扬的那样确证人的自由,作为异化劳动的产物,私有财产的存在和发展表明劳动主体对对象的丧失。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推进了对财产“私有”问题的认识。异化劳动批判揭示出“自然权利论”无法掩盖私有财产的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则阐明了财产“私有”的权利实质异化为资本权力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反思了“私有”和“个人所有”的关系,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规范性构想。马克思关于财产“私有”问题的考察及反思为我们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
[摘要]经过多年的发展,新自由主义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常识。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将资本主义从各种约束中解放出来,相信只有如此才能有效解决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巧妙地为公众设定了思维框架。要想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设定的思维框架,必须揭开新自由主义的常识伪装,使其显露真正的面目,并努力创造一种与新自由主义有着不同逻辑的常识或公众舆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应在政治上构建一种联盟,把异质性群体整合起来,从而凝聚起反对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而要建立这一联盟,必须构想出一个多焦点的政治战略,如此才能在实践上取得成功。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政权的意识形态传播之需、图像叙事与宣传思想工作适配以及党对传统文艺形式的重视与改造,使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图像叙事成为可能。通过革命历史集体记忆的重构、“新中国”正面形象的塑造、“工农兵”主体地位的确证、社会主义理想图景的描绘,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以革命叙事、国家认同、阶级叙事、社会动员为核心的宣传思想工作图像叙事内容体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的图像叙事,在价值指向上对接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在内容准则上坚持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在叙事策略上注重宏大叙事的微观转译,在传播方式上拓展多元媒介的融合运用,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图像叙事提供现实启示。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重要论述,这既是对人民政协七十多年光辉历史的深刻经验总结,也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工作的内在本质规定。坚持“三者有机结合”,有着鲜明的理论逻辑、历史底蕴和路径遵循,其厚植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理论富矿、蕴含在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宝库、构建起新时代人民政协职能定位的坚实理论支撑;贯穿于人民政协正式诞生、逐渐专业化、走向成熟和愈发完善四个阶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兴旺、富裕和强大发挥了重要作用。需从夯实思想防线根基、锚定现实目标任务、补齐载体形式短板和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四个维度协同着力,进一步释放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潜能效能。
[摘要]党的领导融入地方性法规是政治逻辑、宪制逻辑和治理逻辑的统一。政治逻辑层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的演变历程,揭示了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再到“党政融合”的转型逻辑,党的领导融入地方性法规是新时代党政关系发展的必然选择。宪制逻辑层面,党的领导融入地方性法规是全面实施宪法的重要方式,宪法通过政治化与法律化双重实施方式,将党的主张转化为法律规范,保障党的领导的宪法地位。治理逻辑层面,党的领导融入地方性法规是实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统一的内在要求,需通过协调地方性法规和党内法规的融通关系,健全党内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衔接和协调机制,推动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协同发展。
[摘要]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的历史沿革与结构演变,主要基于2012—2023年省级财政数据(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受公开性限制,主要分析期为2015—2023年),从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个维度分析地方财政收入的特征,并深入探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揭示目前地方财政收入存在的区域间失衡与结构性矛盾问题。研究发现,当前地方财政收入存在地区财政收入失衡问题加剧,财政自主性严重不足;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下降,部分地区财政脆弱性凸显;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系统性风险加剧;“营改增”改革后,地方税权弱化、财政稳定性缺失;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上升,区域性分化明显等突出问题。为进一步优化地方财政收入,需要多向发力,稳定地方财政收入;优化结构,提高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完善制度,构建多元主体税种体系;降低依赖,推动土地财政转型;前瞻布局,加强地方风险防控。
[摘要]历史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程度与现代性批判深刻程度内在相关。以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为理论基点,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生存结构及其催生的物化意识,揭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非理性总体;进而论证,唯有通过总体性辩证法,无产阶级才能超越直观的、碎片化的认识,实现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自觉承担起扬弃物化、掌握历史主动、勇担历史使命。在21世纪,激活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和无产阶级意识理论,有助于科学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在深刻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中确立的历史自觉、历史主动、历史自信,以“中国样本”成功破解资本主义“历史的终结”之困境,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
[摘要]明代土司朝贡制度是中央王朝构建边疆政治共同体与文化认同的关键机制。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为视角,通过《明实录》、地方志与土司谱煤的互证,揭示明廷通过“威德兼施”策略对湘西土司的双轨治理:政治层面,以职衔册封、卫所监控及“分而治之”策略构建“汉土分治”秩序,通过朝贡将土司纳入中央官僚体系;文化层面,以“厚往薄来"政策推动儒学南渐,使朝贡通道成为汉文化浸润边疆的精神走廊。明代湘西治理表明,土司精英通过兴建书院、修撰方志等方式实现从“蛮酋”到“士绅”的身份转型,促进了儒家礼制与本土文化的交融,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培育需制度刚性保障底线,更需文化弹性实现价值共鸣,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历史镜鉴。
[摘要]道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为了有效克服人类的生存危机,道德增强被纳入了伦理视域。相较于存在显著安全风险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人工智能道德增强作为一种外部化、辅助性的干预路径,具有拓展道德认知、辅助决策过程以及促进批判性反思等多元价值,逐步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彰显出数智时代的技术前景。需要指出的是,人工智能道德增强也并非完美无缺,其不仅存在道德数据获取及算法黑箱等困境,同时也面临道德自主性弱化和责任归属难题,从而削弱了人工智能作为道德增强工具的实际效能。为此,可从技术革新、伦理引导、法制规约等方面对人工智能道德增强进行优化和完善,以充分释放出人工智能在道德增强领域的技术潜能,使其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摘要]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治理的典型样板,但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是制度与实践深度耦合、协同演进的有机整体。一方面,在国家安全的目标驱动、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驱动和重心下移的过程驱动下,基层治理制度不断塑造并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从地方性经验上升为全国性实践范式。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从纵向、横向、内容、方式、空间、时间六个维度赋能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其实现纵向穿透、主体拓展、场景集成、方式融合、区域均衡和链条闭环。本文旨在厘清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基层治理的耦合共进机制,探讨如何通过基层治理制度完善和新时代“枫桥经验”选代创新更好促进二者之间的耦合共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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