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接触是民族交往、文化接触、语言交流的必然结果,可以分为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强势接触和弱势接触、文化借用和密切借用等类型,语言岛或方言岛是语言接触的特殊类型。语言接触是影响语言历时变化和共时变异的基本条件,其程度可分为浅度、中度和深度三个层级。在近亲语言接触条件下,弱势语言通过双语或多语人的语码转换、语码夹杂、借用语言成分等方式,在语言使用者无意识状态下逐步形成混合语。语言类型差异和亲缘关系是影响语言接触的内部因素,语言的社会文化地位和实用功能则是影响语言接触程度的外部因素,二者均为影响语言接触的客观因素;语言态度和语言认同是影响语言接触程度的社会心理因素,是主观因素。语言接触的本质是人的接触,因此,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出发,考察语言接触导致的历时变化和共时变异规律,探讨语言接触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历史特点和现实需求,充分挖掘其理论和应用价值,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民族“三交”史的整体认识,揭示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轨迹和文明演进过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建设提供语言学实证和研究方式,也可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内涵。
[摘要]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空前的激发与凝聚。作为战时奔赴延安的一员,满族作家马加的文学创作亦随空间转换而发生阶段性嬗变。从东北乡土到延安场域,马加在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展现出隐性民族性与显性革命性交织的双重叙事特征,这一变化并非民族特质的消解或“单向”融入,而是满族文化因子与延安精神在特定历史空间中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融合,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凝聚力与感召力。通过微物视角解读其作品,可见其书写实现了从族群记忆到家国想象的升维。一方面,满族的精神符号与延安的革命话语形成潜在对话;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英雄观与延安这一广义场域下的革命英雄多元书写,共同构成充满张力的叙事生长点。马加离延后,继续延伸这种民族书写方式,“融合”与“新生”的主题持续辐射。他通过对民族文化的选择性再现,呈现出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学表达。马加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既是对本民族精神谱系的赛续,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体认,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文学实践。
[摘要]“两路”精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为新时代民族团结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实践路径。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生生之道”“家国同构”等核心理念体现出“两路”工程建设的整体观与实践观。研究表明,“两路”精神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哲学理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深层互动逻辑:一方面,“两路”精神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哲学基因,并以现代实践反哺哲学传统,推动“家国同构”等思想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中国哲学通过“道器之辩”重构、“大同思想”演绎、“礼乐教化”塑造等多维度赋能“两路”精神,从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根基与实践支撑。基于此,通过数字人文技术构建“两路”精神红色基因知识图谱,结合德法共治、区域联动构建制度保障,形成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相结合的创新模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哲学理路与实践进路,亦为全球视野下多元文明的和谐共生贡献了中国方案。
[摘要]文化不仅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还是从共同体内部影响成员选择的重要力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建构系统化和可操作的中华文化认同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既有文化认同理论的基础上,中华文化认同可阐释为文化主体对共享文化的符号认同、情感认同到行为认同的递进过程。通过语言文字交流载体、历史传承记忆纽带、文化艺术精神符号的具象认同,夯实中华文化认同的认知基础。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依恋感、忠诚感联结激活文化认同的情感内核。系统阐释文化适应的包容实践、文化自觉的理性认知、文化创新的时代探索等动态行为,有助于实现中华文化认同从认知到行动的有效转化。以“符号—情感—行为”完整逻辑闭环构建的中华文化认同分析框架既能为后续相关实证研究提供路径指引,更能为凝聚中华民族共识、破解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难题、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迈向更深层次提供实践参考。
[摘要]互嵌式社区作为各民族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生活共同体,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以贵州省兴义市木陇街道互嵌式社区为例,分析其文化互嵌与文化认同的现状成效、层次关系、现存问题及解决方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创新具有启发意义。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所构建的互嵌式社区表现为,在政策的引导下,多文化、多民族的人群聚集到同一个场域内,进行日常生活的接触、交往与交流;依托政策支持和时间沉淀,最终促成各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中华民族文化一体性的有机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需要正确看待文化互嵌的集体客观性与文化认同的个体主观性间的辩证关系,细分各阶段居民的互嵌策略,推动互嵌认同进程;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民族团结氛围;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力度,畅通交往交流渠道。
[摘要]文化遗产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式延续着中华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不仅关乎文化遗产自身的保护传承,而且超越了文化工程的范畴,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以人为中心,以事为媒介,以物为载体,透过人、事、物三方面,深化文化认同,凝聚集体记忆,传承文化基因,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重视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整体性保护以及活态传承,深入挖掘其中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资源,有助于加深各民族对共创中华文化的认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包括: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深化文旅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物质基础;超越单一民族视角,彰显文化遗产的中华民族共享特征。
[摘要]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镇文明的转型过程中,人与人的经济利益联系显著增强,文化交流与族际交往逐渐频繁,由此形成了以多民族杂居城镇为载体、经济业缘关系为纽带、城乡文化融通为链接团结和谐为一体的多民族互嵌式社会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空间共同体。新型城镇化的均衡性与普惠性、高互动性与双向性、嵌入性与包容性等典型特质,通过推动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人口互嵌融居、塑造共享精神文化空间等方式,使各族群众形成稳定的共同体,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共享、族际交融、文化共生与语言相通。在新型城镇化的未来发展中,应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阵地,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空间形态,建立城乡融合、区域统筹、城乡一体的互补性城镇体系,全面加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构建共创共建共享的城乡文化共同体,完善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制度保障体系,通过打造以族际关系和美的城乡交往空间,形成各民族交融互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摘要]北朝公主婚姻关系及其演变,是各民族通过血脉相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写照。北魏初年制定“诸公主皆釐降于宾附之国”原则,推动了“代人”团体的凝合。北魏中期为适应王朝改革的政治需求,确立公主门第婚准则,推进了北方社会文化的整合。北齐、北周公主婚嫁涉及北镇新贵、中原士族、边疆首领等多种政治实体,其中高氏公主婚媾对象基本取自怀朔军功集团,宇文公主婚嫁择取则涵括当时主要的政治力量,这为北周统一北齐增添了获胜砝码,促进了北朝后期胡汉一家格局的统合。北朝公主通婚的阶段化演进历程,揭示了各民族血脉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深层逻辑:其一,族际通婚是政治整合的柔性纽带,有助于凝聚国家认同;其二,血脉交融有助于推动文化认同,打破族群界限形成文化共识;其三,多元包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活力源泉,是维系共同体繁荣稳定的重要保障。
[摘要]国家通用语言认同是一个多维、动态且具有实践指向的心理接纳与行为选择过程,是由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态度与语言行为交互作用的过程。从某民族大学的情况来看,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呈现族群差异,汉族学生普通话熟练度高,少数民族学生因声调复杂性和语言环境缺失呈现分化;语言使用遵循语域分层逻辑,不同场景选择不同语言变体;语言态度体现情感接纳与工具理性的双重影响;语言行为反映代际文化的坚守与适应。语言能力正向影响语言使用与语言行为,语言态度影响较弱。国家通用语言认同可分为工具性认知、功能性接受、情感性融入和认同性归属四个阶段。该过程非线性,可能反复或跨越,其年级可能是关键变量。国家通用语言认同发展依赖双重动力机制:内部动力主要是工具性、认知性、情感性的循环强化;外部动力主要是制度、文化、交互的协同作用。内外动力交互推动语言实践,最终深化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背景下,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效途径,并逐渐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载体和制度机制。通过对不同典型样本的分析,可以归纳出旅游促“三交”在强化国家认同、推动对外开放、促进市场发展,以及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四个方面的模式类型。在当前旅游促“三交”的具体实践中,需要从制度规范体系构建、市场化与文化传承保护的协同推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障等方面提供法治支撑。因此,应通过法治保障旅游促"三交”的良性运行,构建涵盖立法完善、多元纠纷解决及跨区域跨部门协作的全过程法治保障路径。针对四种模式类型的法治需求,应分别完善国家象征符号使用与教育机制、强化涉外法律规范和跨区域监管机制、加强旅游市场与文化知识产权法律规制,并健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
[摘要]关于白族阿吒力教,目前主要学术观点可分三类,一是认为阿吒力教即为白族佛教密宗(简称“白密”)的“白密说”,二是认为阿吒力教是明代以后方从汉地传入大理地区之科仪文化的“科仪说”,三是认为阿吒力教源于印度婆罗门教的“婆罗门教说”。三类学说当中白密说是主流观点,但其与科仪说均没有采用实证田野研究方法掌握阿吒力教与白密的基本实情,也没有将宗教发展置于文化转型动态视野当中。一旦弥补这些缺憾,则易发现阿吒力教与白密是两种不同文化,前者源于南诏以佛为表、以儒为里的居家贵族文化,晚至明代已转型为遵循白密仪规的民间拜会文化,后又吸收大量汉族民间文化,而呈现出当今样貌;后者则是印度密僧赞陀崛多尊者传至白族地区的佛教密宗,是阿吒力教在文化转型过程当中暂时借用的外部文化资源,而非阿吒力教本身。由此得出文化转型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以实证田野研究为基础,结合文化转型动态历史视野,将有助于接近历史文化真相。
[摘要]中国海外教育民族志发軔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海外教育的考察藏匿于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中,以原住民儿童教养与国民性研究为主导框架;接着在20世纪80年代至2010年的改革开放浪潮和海外民族志研究兴起过程中得到初步发展,研究主题聚焦于现代国家中的教育实践与公民文化;2011年以后,随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海外学术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和海外研究新生力量的崛起,中国海外教育民族志研究进一步发展,在研究主题上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中国海外教育民族志的研究主题变化,凸显了“回归到人”的本体性特征、反衬教育人类学的发展脉络、贯穿文化本位的人类学视角的三大研究特征。中国海外教育民族志研究也存在着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构、研究队伍与学科合作等方面的困境,需要推动实现教育人类学“在本土”与“在海外”互动发展的新格局。
[摘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和众多高校及科研机构内迁,促成了大量学者移驻西部地区,推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促成了多个中国边疆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为主体的昆明边疆学术共同体,即为其一。西南联大为云南大学学科发展推动甚力,两校边疆研究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云南大学是抗战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重镇和早期民族学与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阵地,其边疆研究以“西南”为主要研究区域,以“西南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着眼“从文化入手”,致力于“促进各族关系融合,构建国族”。云南大学的边疆研究队伍集中在社会学系和文史系,尤以社会学研究室和西南文化研究室成绩最为显著。相较而言,社会学系偏重边疆社会考察,文史系则侧重边疆历史地理考证。云南大学学人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对边疆开发及边政改良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尤其在国防与文教方面论述较多。云南大学的边疆研究,是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摘要]将“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中安居守边工程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CHARLS调查2011-2020年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异质性分析、中介效应的方法,系统研究“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对边民安居水平的政策效果显示: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促进了边民安居水平的提升,但对边民的安居水平的促进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人群差异;通过优化建设时间、优化建筑布局,兴边富民行动能够提高边民的安居水平;安居政策必须根植于地方的资源禀赋,与地方主导产业规划深度绑定。从安全与安居、发展与乐业、分人分区施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角度,结合乡村振兴、美丽中国、共同富裕等战略目标,该研究有助于为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提供直接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