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少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群体,学校党团队凭借其阶梯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政治价值、预防化解基层社会治理风险的社会价值以及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群体价值,构建起覆盖青少年成长全周期的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链条。学校党团队通过层级协作与资源整合建构组织联动机制、梯次推进与实践育人搭建协同育人网络、符号共享与情感联结构建价值认同体系形成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内在机理。学校党团队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践路径包括:一是孵化“互联网 + 党团队”深度融合的区域协同治理组织生态圈,让技术重构铸牢教育数字空间;二是完善党团队一体化实践育人链条,梯次推进全员联动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三是遵循“认知共振-情感共鸣-行为共融”的逻辑层次,构筑党团队共有精神家园;四是构建学校党建带团建队建的协同式组织育人机制,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
[摘要]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是高校思政理论课的主干课程之一,对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具有重要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应首先服务于课程教学目标,以增强融入针对性,引导学生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内容择取需遵循目标导向、内容连贯、精选典型、激发共鸣原则,以理论、实践、制度三维度融入。理论上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实践中围绕一体与多元等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制度上介绍民族工作政策法规建设成就。课程教学体系可分为绪论篇、思想篇、道德篇、法治篇。绪论篇结合新时代方位与课程目标进行融入;思想篇着力激发学生家国情怀,增进“五个认同”;道德篇突出融入社会主义道德的体系性;法治篇科学阐释宪法相关条款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引导学生自觉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公民义务。
[摘要]红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属不同范畴的理论命题,但在主体、内容和目的等层面高度契合,构成了一种深度耦合的内在关系。通过梳理二者历史演进脉络以揭示红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逻辑递进,并进一步阐释其机理意涵。从主体维度而言,红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深刻的政治关联;就内容意涵而言,二者在核心价值层面形成了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从目的归宿来看,二者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效用上呈现出紧密的协同性。这种耦合关系实现了赋能可行性,彰显着红色文化增进政治认同、坚定人民立场以及提供文化支撑的价值意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保障。以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着手从“思想根基、主流价值、教育机制与制度建设”四个维度,强化红色文化精神支持效用,推动红色文化融入产业发展,促进红色文化进家庭进社区,打造制度相嵌的红色文化新局面,使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从而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归属感与凝聚力。
[摘要]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对铸牢青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历史、价值与实践三重逻辑的分析表明,红色文化通过承载集体记忆、凝聚价值共识、提供具身体验,能够从历史认同、理性认同与情感认同三个层面,系统夯实青年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根基。然而,在数字化与多元文化交织的语境下,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面临认知偏差、传播错位、教育协同不足与价值感知浅表化等多重现实困境。为此,应加强革命史观教育以筑牢理想信念,创新传播方式以增强情感共鸣,优化教育体系以融入成长历程,深化实践体验以推动知行转化。通过推动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有效提升其在青年群体中的感染力与认同效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民族复兴的青春力量提供持续的文化支撑。
[摘要]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依托“土”这一核心媒介,经由“内向凝聚”的传播偏向而实现,该机制具体体现在媒介性、时空传播和制度实践三个层面。媒介性层面而言,“土”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型媒介,其物质属性构成了定居文明发展的基础,而这一物质基础在历史实践中,又衍生出与之相适应的哲学观念,即五行学说中“土居中央”的特性,隐喻了“中心”和“内向性”,进而塑造了中华文化“求诸己”的交往倾向与追求“中和”的内向凝聚传播偏向。在时空传播层面,“中土”观念是这一机制的具体体现。空间上,它作为权力中心和政令源头,凝聚四方。时间上,它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和历史记忆的载体,成为文化寻根的象征。制度实践层面,中央政权利用土地管理体制将这一传播偏向制度化,通过土地的分配、管理,将“中央为尊”的理念植入社会,从而深化统一性认同。正是“土”的媒介性及其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所形成的“求中”之内向凝聚的传播偏向,共同推动中华各族突破地域与文化界限,熔铸为血脉相连的“巨族”,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
[摘要]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框架下,基于“文化互嵌-符号互动”的理论视角,能够较好阐释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音乐在族际交往互通互鉴中的作用机制。“族际影响”意指不同民族在共享或相邻社会-生态空间中,通过音乐表演、器乐技艺与节庆礼仪的持续互动,形成可识别的交往规范与情感纽带,并体现为符号资源的流动与重组。“音乐互动-符号编码-情感共鸣-身份认同-共同体意识”的机制链即:音乐在联合仪式与日常情境中,将历史记忆与伦理规范编码为可感知的声响与形态符号;通过反复表演与共同参与,使个体对他者的理解由“相似性识别”上升为群体层面的“共同体想象”。以“芦笙共用”“大歌叙事”“古瓢琴或牛腿琴功能并置”等为例,可以展现音乐相似性如何在具体场域的互通互鉴中推进文化交融,并说明“族际影响”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外在体现。结合区域现实,识别以歌传文功能弱化与创新和守护的张力、教育体系承载不足导致的场域断裂、文旅驱动的审美转向与功能偏移等挑战,应当加强民族音乐共同性研究、民族音乐学校教育体系化建设、民族音乐功能性开发、民族音乐社会化推广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具体实践。
[摘要]川藏线作为茶马古道核心干线之一,自唐宋以来便是汉藏等多民族物资交换与文化碰撞的线性文化空间。其中,康定与巴塘凭借在该空间的枢纽地位,成为民族交流密集的节点,催生出“康定溜溜调”与巴塘弦子两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康定溜溜调”以语言为传播核心,在音乐形态上有机融合了汉族小调的婉转与藏族牧歌的悠扬,其汉藏双语衬词更成为超越语言的情感媒介,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沟通。巴塘弦子则以集体舞蹈为主要表现形式,既汲取了汉族长袖舞的飘逸灵动,又融汇彝族舞蹈中顿、踏等节奏特征,并通过藏族特有的“颤膝”动作与“圈舞”形式实现艺术整合,其曲调亦体现出汉族民歌在藏地的在地化转译。两种艺术形态的生成过程,既表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艺术创造的关键作用,也通过音乐与舞蹈的跨体系整合,将分散的文化叙事凝结为有机的线性整体。由此,在多民族流动、共生的线性文化空间中,艺术形式的跨民族共塑与共享,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提供了典型案例。
[摘要]任乃强先生是我国康藏史地研究的奠基者与学术先驱,在方志学发展的多个方面均有深入思考、系统研究与丰富实践。在其学术活动中,他每到一地都注重结合文献与实地考察,广泛收集资料、访求古旧志乘,对当地历代方志进行调查,并查阅抄录古旧方志资料,形成了其学术研究中注重挖掘与利用原始方志资料的特点。尽管任乃强先生高度重视方志及其所载内容,但他亦清醒认识到古旧志乘中存在不可轻信之处,因而在相关研究中从不盲目采信志书记载,而是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考证与辨伪工作,这也是其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此外,任乃强先生对新志编纂始终怀有浓厚兴趣与持续热情。早年他曾受聘担任新修《南充县志》协纂,其后基于西康实地考察所撰写的《西康图经》,实为一种新型方志体例。1940年初,他被聘为西康省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任职期间主持拟定的《西康通志撰修纲要》等资料,集中体现了其方志学思想与修志主张,从中亦可见其对方志学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摘要]1934-1939年,民族志摄影家庄学本在中国西部的四川、青海、甘肃、西康诸省游历考察,先后结识了杨继祖、索观瀛、华尔功臣烈、李承襄、林沁旺济勒、王寿昌、德钦旺姆、岭光电等藏、土、蒙、彝各族土司,并与其中一些开明进步者关系密切。综观这些曾与庄学本有过人生交集的末代土司们,大多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在中国西部的高山草地之间纵横捍阖,而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他们最终审时度势,彻底放弃了土司的身份与权力,踏上一条人生的新路。庄学本的旅行日记、调查报告、报刊文章以及摄影作品,以一种民间叙事的角度讲述了那一时期错综复杂的土司制度、地方传统与民族文化,同时,庄学本在各地游历交往的经历,也具身性地展示出土司政治中的历史细节与人性侧影,为我们理解20世纪前半叶的西部少数民族土司文化,提供了鲜活的个案资料与宝贵的影像文献。
[摘要]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高校自主设置到政府下令设置的过程。高校自主设置集中于“九·一八”事变前后。“九·一八”事变前,私立朝阳学院首先设立边政学系。“七·七”事变后,该校部分师生南下到湖北沙市汇合,边政学系于无形中宣告结束。“九·一八”事变前夕,国立北平大学商学院院长王之相拟设殖边学系。日本在我国东北制造伪满洲国后,为适应时代要求,王之相改为设立边政学系。而此时正值南京国民政府开展高等教育整顿,北平大学边政学系因教育部训令改组而被改名。“九·一八”事变后,省立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大批东北学生流亡北平。为适应形势发展,东北大学于1933年增设了边政学系,该系在西安事变后因学生思想问题而被改名。无论是西方近代学术分类,还是中国传统学术分类,均无边政学这一学科。边政学系在民国高校的设置,是中国特殊国情在学科分类方面的反映,说明学科分类要从国家的实际出发,学科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这对今后我国的边疆学建构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摘要]“废宗置县”是“废除宗谿制,设立区县制”的简称,指20世纪60年代初在西藏实施的一次广泛而系统的行政区划调整。该举措对西藏的行政管理、城市发展及社会建设等方面均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一是废除了西藏长期存在的地方分散管理体制,建立起层级更为科学、职能更加完善的行政体系,并将其纳入全国统一的五级行政系统之中,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与主权完整。二是显著推动了西藏的民主化进程,保障了藏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改善了以藏族为主的各族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促进了西藏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三是有效促进了西藏城镇的现代化转型。许多城镇从宗、谿所在的险峻地势迁至更平坦、开阔、交通便利的区域,便于人口聚集与公共服务配套,教育、医疗和卫生等事业得到显著发展,客观上加速了西藏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废宗置县”是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社会历史演进内在逻辑的体现,对推动西藏现代化、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要]“遗产社区”已成为国家政策、学术研究与地方实践交汇的核心议题,然其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仍显模糊。既有研究多着眼于社区在遗产旅游或文化保护中的参与机制,而对遗产社区如何在制度话语中被界定、在地方实践中被重构,以及在空间层面持续协商认同的过程关注不足。基于多点民族志材料,有必要建构“制度塑造-主体行动-空间认同"的三维分析框架,以此观之,遗产社区并非既定的社会单元,而是在国家治理逻辑、地方文化实践与空间生产之间不断生成的复合体。从国家文化政策中的制度嵌入、地方社会在遗产保护中的文化主张以及城市更新背景下的空间协商来看,遗产社区建构过程体现了地方能动性与协商机制。遗产社区建构的底层逻辑是:既包含行政吸纳与地方反哺的互动模式,也涉及在治理与市场双重驱动下的文化资本化取向,同时表现为空间重构中的合法性建构与秩序维系。
[摘要]当前学界对非遗身体技艺的研究,侧重于身体的形态学阐释与功能性分析,而对其在重复性制作实践中的动态生成机制则关注不足。这种认知局限,使非遗在过程性与系统性层面的传承保护难以有效推进。本文以重庆荣昌手工制陶为例,融合身体现象学与新物质主义分析框架,重点探讨非遗制作实验中的材料、工具等“非人类”存在与身体技艺和重复性实践之间的生成性关系。身体技艺并非完全源于“人”的内在知识传承和具身化的知识建构,而是制陶人与非人类行动者在特定的行动者网络中通过协同、博弈、互构或分离而生成的动态产物。而重复实践则是非遗技艺实现“双创”发展的根本途径,更是一种能够抵御技术理性带来的身体“异化”与历史变迁所致技艺“遗忘”的伦理实践。本文通过对身体技艺与重复性实践的人类学分析,旨在超越“以人为中心”的单一视角,构建一种“关系性”的实践观,以期深入阐释“总体身体技术”与“完整的人”的哲学内涵,从而推动非遗保护实践回归“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情境。
[摘要]在“双碳”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已成为推动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生态转型的重要工具;其效能虽已初步显现,但仍有待深化。基于2015—2023年我国民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耦合协调模型与灰色关联模型分析我国民族地区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两大系统间的协同效应与互动机制显示:我国民族地区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整体上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两者尚未形成稳定、深入的协同发展格局。两个系统间的关联程度较高,意味着绿色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绿色金融中不同子系统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绿色支持和绿色证券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度较高,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与绿色投资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构建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健全绿色金融监管与政策框架,夯实绿色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有助于推动两者政策体系协同联动,从而强化绿色金融在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支撑作用,推进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双重目标的顺利实现。
[摘要]川藏茶马古道依托于茶马互市实现跨区域资源互补,在经济互通过程中沿线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多民族的语言、宗教、艺术和技术等历经千百年交流形成大量共生经济文化符号。这些符号不仅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文化纽带,更在促进西南边疆社会稳定与经济文化发展中具有积极作用。学界对川藏茶马古道的研究主要围绕线路演变、历史价值与经济功能展开,而对川藏茶马古道上多民族交往中的共生经济文化的研究还很薄弱。川藏茶马古道沿线具有代表性的共生经济文化符号,史料记载可考,现今保存完好。以共生理论构建涵盖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模式、共生环境的现代活化系统观之,在现代活化实践过程中可能存在共生单元间能量产出遗乏、共生模式能量分配失序、共生环境负向激励、共生界面能量传递阻滞等诸多桎梏。为此,需要进一步提升能量产出水平、优化能量分配、改良共生环境、畅通能量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