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等系列论述站位高远、内涵丰富,为提出“金融智慧治理”的概念与理论框架提供了根本遵循。金融智慧治理延续金融科技、智慧金融、监管科技的发展脉络,但更为聚焦数智技术、数据要素与金融治理问题的深度融合,是一个更为系统化、创新性的生态体系,也是推动金融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金融智慧治理的生态体系涵盖治理主体、对象、目标和手段等多个要素,强调制度、技术、数据、人才以及协作机制等多元治理手段的组合,突出人工智能的技术底座和核心驱动作用,对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金融智慧治理应更加重视新兴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合成谬误、资源错配、数据安全等衍生风险,需要通过完善金融数据治理体系、强化金融科技伦理治理、构建智慧监管体系、促进金融科技协同创新等举措,推动金融智慧治理良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据资产已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选取2010—2024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究了数据资产对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资产能够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效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据资产可以降低股价同步性,增强供应链韧性和提高数字创新效率,从而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高研发投入强度、低财务冗杂、高分析师关注度制造业企业中,数据资产对投资效率的提高作用更明显。由此,建议政府健全数据资产披露与政策激励体系,行业搭建数据协同基础设施,企业构建数据驱动的研发管理平台并强化精细化管理,以充分发挥数据资产对制造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
摘要:ESG表现可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能否进一步改善企业信用评级尚缺少深入研究。本文选取2018—2024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显著且稳健地促进了企业信用评级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从而促进企业信用评级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大规模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高环境规制企业中,ESG表现对企业信用评级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将ESG表现纳入信用评级体系、建立基于风险缓释的动态信用维护机制、实施差异化分类监管等政策建议,以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
摘要:企业异地投资是优化要素空间配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微观行为。本文聚焦于企业投资决策过程,考察金融科技发展如何影响企业异地投资决策及其内在机制,为理解金融科技促进资本跨区域流动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显著提升了企业异地投资水平。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科技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以及提升供应链稳定性三条渠道驱动企业异地投资。异质性检验表明,金融科技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以及无银行股权关联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据此,建议从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供应链稳定性三方面发力,并对不同禀赋企业实施差异化支持,以更好地发挥金融科技对跨区域投资的驱动作用。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区域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是集聚创新要素、优化资源配置、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载体。本文基于TOE框架,以2010—2024年全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区域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是否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科技创新生态系统通过提升产业聚集水平、创新人工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了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数字生产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演进提供了持续动力。数字普惠金融在区域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区域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越高、技术市场发展水平越强的区域中更为显著,整体影响效果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基于此,应着力提升创新系统整体效能,畅通科技与产业转化通道,强化数字金融支撑与区域差异适配,构建开放协同的生态格局,持续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摘要:研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区域差异,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财政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可为差异化制定债务管控政策、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本文构建了包含债务举借、使用、偿还三个维度的省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体系,运用熵值-TOPSIS法、Dagum基尼系数法、Kemel密度估计法等,分析了2016—2024年我国31个省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结果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呈小幅下降的周期波动;空间上呈现内陆和沿边地区高、沿海地区低的梯度分布。其中,债务使用环节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影响最大。总体区域差距呈“升—降—升”波动,在区域内差异上沿海最大,而区域间差异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不平衡的主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总体下降,但极化问题显著,沿海地区风险集中度提高,内陆内部差异扩大,沿边风险则逐步降低且分散。据此提出强化债务资金使用监督、实施差异化防控策略、构建跨区域的债务风险协同管理机制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建议。